中共成都市委党校 610000
摘要: 我国网络舆情治理与管理进程虽有明显加快,但政府单一的力量和单向的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当下的网络生态环境,社会组织已成为优化网络生态环境一股无法忽视的力量。本研究以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思想,立足于全媒体视角,运用信息生态学理论研究当前网络生态环境,构建演化博弈模型探究各舆情主体相互关系以及作用,深入分析社会组织在网络生态环境下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顺应当前的全媒体时代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完善社会组织协同参与舆情生态系统治理方法,营造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昂扬向上舆论氛围,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挥重要意义。
关键词:社会组织;网络舆情生态治理;演化博弈
基金项目:2022年度校中共成都市委党校(成都行政学院)科研项目编号E-2022-27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22年12月,国网民规模达10.67亿,较2021年12月增长3549万,互联网普及率75.6%[1]。目前以“AI”、“元宇宙”等为标签的科技创新变革使得网络空间的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其次,新媒体在科技发展背景下打开了网络信息传播的新格局,重塑了现在以及未来民众生活方式与社会的圈层。在此背景下,将公众带入到“虚实交互、主体多元、舆情交织、数据浩繁”的网络生态空间。网络生态体系其中最重要之一是网络舆情生态,是目前能够显著表达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情民意。从实践层面来看,网络舆情生态系统主体是多元化的,由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等利益相关者构成。
在非信息化时代,公众获得信息的来源仅通过报纸、新闻等较少,而且政府了解群众意见渠道也不够畅通,因此公众容易听信未进行核实的消息或者谣言,极端时还会引发突发情况发生。目前在互联网背景下,促使公众只要通过媒介就能主动地接受实时信息,并且可更加主动地寻找自身感兴趣的标签,发表言论,并能够完整参与事件舆情起始、舆情传播、舆情扩散、舆情事件结束的过程,角色从信息的被动接收者转变成接收和生产的双重身份。其次,通过媒介平台公众可更加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群体,在此群体得到了身份角色的认可,可激发个体参与网络信息传播的内生动力。
在非数据化时代,有意愿通过媒介平台发布信息以及传播信息都耗费较高成本,但随着科技发展,运用互联网技术能借助新媒体平台较低成本完成信息的传播以及发酵,有效地激发了使用媒介平台对信息制作、使用、传播的主动性,对于传播只根据个人意愿,为了更多突出自己在媒介平台上发布的言论引发关注,部分网络主体为成为意见领袖通常会采用夸张或煽情的表现形式,不需要过多考虑信息传播的成本因素,也容易引发信息传播集体化的情况发生。
一、社会组织参与的舆情生态系统现状
(一)社会组织
截至2021年底,我国社会组织总量为90.1870万个,比2020年增加了7708个。社会组织在发挥舆论引导力量时候,必须处理以下三种关系,缺一不可:一是发挥协助力量,在发生需要舆论引导的情况下,社会组织需要根据政府顶层设计后根据协调安排后发挥引导力量,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避免仅仅发挥政府对网络舆情引导的单一性,要加强协同共治的作用力,使政府能够第一时间了解社情民意。二是良好发挥平台优势,充分利用媒介平台组织开展网络舆论引导以及动员社会力量,处理好与媒体的关系,借助网络舆情生态系统多元化主体的自身优势,另一方面,充分运用多元主体在进行集体化活动进行相互监督。三是发挥社会组织自身优势,社会组织是由部分公众所组成,也是公众表达自身意见的中转站,因此要处理好与公众的关系。
(二)网络社会组织
除了拥有传统社会组织的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等特点外 [2],网络社会组织还具备新的特点,如组织形态的虚拟性、组织结构的高度开放性、成员间跨时空的交互性等[3]。在此背景下,其共同价值理念可理解为类似的兴趣爱好、相近的价值观或对某类社会问题持有一致的看法。网络社会组织既包括登记注册的网络社团、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也包括尚未注册但符合网络社会组织特点的民间草根组织[4]。
(三)学术研究现状。目前学术界对网络舆情治理的引导对应以及监测、预警作出深入研究。陆敬筠等提出了针对高校利用LDA-BiLSTM 模型的网络舆情监测方法,并进行了实证研究。Liu Z 和Weber通过研究在互联网背景下,公众在网络自由言论对网络舆情的影响因子,研究发现在网络中言论比较有分量的角色比一般角色对舆情相对会造成较大影响力[5]。综上所述,学者们对网络舆情治理已经较为成熟,但研究中发现还未有将社会组织作为网络舆情生态系统治理的重要角色代入模型中,与其他主体进行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因此本研究将弥补这一空缺进行模型演化研究,在新媒体视角下,网络社会组织作为网络舆情治理的角色之一,是连接“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重要桥梁,能成为协助政府善治网络舆情生态系统有力助手。
二、社会组织参与网络舆情生态治理演化博弈模型分析
本文研究模型中分为两个博弈主体因子,政府、社会组织。针对突发的公共网络舆情危机事件,政府和社会组织和政府都可以选不同的投入策略,即协同参与网络舆情的主体选择以不同态度履行职责参与网络舆情治理,发挥多元化主体的作用,通过演化博弈模型建立以及模型参数设定,对社会组织参与网络舆情生态系统治理的模型进行分析,在网络舆情生态系统多元主体相互作用深化中,运用模型进行仿真研究能更加直观的发现事件动态化的演变规律。通过分析可见,不同的主体根据自身数值情况会选择不同的博弈方式,从而达到治理的目的。与此同时,如果不能在同一时间降低相等比例的“投入率”,会增加机会主义的博弈难度,有较大可能导致蝴蝶效应,对各主体选择治理方式有较大影响,所以,当获取值有明显的下降趋势的时候,网络舆情治理各主体会根据获取值增加而选择机会主义,并且各主体会因为获取值的增加促进选择博弈方式的自主选择权,大大提高网络舆情生态治理效率。
三、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网络舆情生态治理建议
随着科技创新发展,单一由政府治理网络舆情效率较低,目前由多主体协同治理已经成为现在的必经之路。对于目前代表公众发生的角色是社会组织作为代言人的特定优势,社会组织角色不仅能较大程度对公民意见总结发生,并且可以畅通的将公民的意见建议和诉求定期与相关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协调。对于社情民意能够较大程度的进行转述,让民意通过畅通的渠道向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反应,相对也能使政府在第一时间对社情民意进行了解以及出对应高效方案对舆论进行有效引导。另一方面,在突发公共网络舆情危机事件时候,通过多元化的网络舆情治理的主体,能运用各自优势将突发事件起因以及传播走向脉络把握的相对清晰,为相关政府处理危机事件提供了全面精细的信息,政府能够较快速度产生对应措施,将危机事件以较快速度进行平息,以免发生危机事件发酵无法控制的状态。其次作为目前网络舆情生态系统治理相对较重要的主体社会组织,没有政府角色的限制性,无公民的无序性,可以更全面更加客观对网络舆情突发事件与其他主体协同合作,能较大程度改善网络舆情治理方式以及较大程度提高网络舆情治理的进度。综上,本研究以网络舆情生态系统重要角色之一社会组织作为演化博弈模型的主体,对多元化主体参与网络舆情生态系统治理进行了实际数值的模型演练,建立了多元化主体参与网络舆情生态系统博弈模型,建立了多个模型,分析在不同模型获取值情况下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不同效果,并通过代入数值进行五中不同的仿真实验。通过仿真模型获取结果来看,网络舆情治理结果受参与主体有较大影响,其中参与网络舆情生态治理的各主体是否愿意以积极态度参与到治理活动来影响因子数值较大。在模型中,如果只有较少的主体协同与政府对网络舆情治理,网络舆情治理效率会逐步降低,社会组织在此情况下也无法积极参与到协同治理当中,多元化主体必须在其他主体相协同积极参与到治理活动中来,才会激发社会组织自身资源以及独特优势参与到治理中来。数字社会下“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已处于逐渐融合的状态。[6]在此背景下,政府作为网络舆情生态系统治理的重要主体要建立治理的创新体系。作为政府相关部门不能单一的强制性的应对网络舆情,要以创新思维体系在科技发展的时代应对才能提高网络舆情的治理。其次,政府需要建立多元化协同治理的主体体系,要以科学方式客观认识到社会组织作为网络舆情生态系统治理的新主体,其具有连接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有益桥梁功能,能良好的将社情民意与政府相对接在网络舆情治理中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在此情况下,在不同的突发危机事件中,在政府建立的网络舆情治理创新体系中,要充分发挥各个新主体的重要优势,给予社会组织较大的协同治理权力,从管理向治理发生转变,将政府和公民两个舆论场的壁垒打破,统一形成协同治理的新业态。对于政府对网络舆情的管理向治理再到善治的创新转变,社会组织是转变的重要抓手,为网络舆情生态空间进行良性循环,为政府的社会治理也能成为一大助力。在网络舆情生态系统治理中,政府必须建立协同治理的创新体系,在发挥自身顶层设计的主要职责后,要鼓励其他多元化的主体发挥自身优势,适度放权交给其他主体特别是社会组织将其优势发挥出来,充分实现多元化协同治理的良好局面。社会组织为从过去的单一的政府管理网络舆情的局面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另外,政府除了加强顶层设计之外,更要在网络舆情生态治理中团结好协同主体各自之间的演化博弈,这不仅可以增加网络舆情生态系统治理渠道,更是一个搭建合作共治的良好平台,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各个治理主体的功能。政府主要职责是搭建沟通平台的主要负责人,平台的搭建是让各个协同治理的主体对突然危机事件信息脉络共享的重要平台,也能在此平台上共享多元化主体不同的信息来源以及资源,对于共享最大化是有利于快速解决危机事件的一大抓手。特别是政府应发挥自身顶层设计的职责,利用打造的平台将各主体信息汇总分析,并制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在制定措施之后各大主体将根据政府作出的应对方法或者更多更全面更客观的信息,对于不同主体发挥自身优势有较大帮助,减少网络舆情发酵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政府要建立联络机制,不仅是在网络舆情发酵时候多元主体进行合作,也要在未有突发危机事件时候进行沟通和信息共享。最后,在政府创建的网络舆情生态中,只是通过鼓励无法使各协同治理主体产生内生动力,因此建立激励机制增加网络舆情生态系统多元化主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激发其参与协同治理的内生动力。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贾西津.国际比较视野中的非营利部门———《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评介[J].管理世界,2002(11)
[3]张小锋,张涛.社会组织在中国网络社会治理中的作用[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
[4]演化博弈视角下网络社会组织参与网络舆情治理研究 刘美萍;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11-15
[5]陆敬筠,胡舜弈,俞建光.基于LDA-BiLSTM 模型的高效网络舆情监测方法及实证[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11)
[6]Liu Z,Weber I.Is Twitter a Public Sphere for OnlineConflicts? A Cross-Ideological and Cross-Hierarchicallook[J].Social Informatics,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