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家庭文化资本对手机成瘾的影响研究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3-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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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家庭文化资本对手机成瘾的影响研究

刘杨晖

华东交通大学  江西南昌市 330013

一、问题提出

随着智能手机功能日益多样化,手机逐渐成为人们社交、娱乐、购物和资金管理的重要工具(Gökçearslan et al.,2016),在我国网民中具有极高的普及率,相关数据显示,截止2021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10.07亿,较2020年12月增长2092万,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6%,与2020年12月基本持平(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1)。随着手机与人类生活的关系日益密切,手机成瘾逐渐成为互联网时代个体所特有的心理及行为问题,在年轻人群体中具有较高的检出率。数据显示,手机成瘾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检出率为21.4%~27.4%(Jun,2016)。基于此,青少年作为手机成瘾的高发及弱势群体一直备受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2021年1月15日教育部印发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发布执行,无不显示我国政府对青少年手机成瘾问题的重视程度。研究手机成瘾问题的影响因素和其作用机制,对于增加我们对手机成瘾的理解,推动有效干预手段的开发至关主要。

纵览家庭文化资本与大学生手机成瘾的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可知:其一,目前,该领域是教育和心理学范畴里屡见不鲜的话题,但学界理论研究尚且不足,相关的经验研究更是付之阙如。其二,虽然有少量涉及家庭文化资本对大学生行为影响的文献,但仅仅是研究父母受教育程度这种显性家庭文化资本,忽视了家庭文化习惯、家庭文化期待这些更为隐性的家庭文化资本。显然,父母受教育程度只是家庭文化资本的一种存在形式,家庭文化资本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这为我们带来了研究机会,我们认为该研究有必要进行深入拓展。

二、问题分析

手机成瘾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手机成瘾的影响因素和后果,关于影响因素方面,主要可以分为负面影响因素和正面影响因素,负面影响因素方面,有研究表明,低收入家庭、家族酗酒史、留守型家庭更容易出现子女手机成瘾行为(Beison and Rademacher,2017),也有研究发现,独生子女更容易手机成瘾(Shin and Ahn,2015),运动量减少、脂肪量的增加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也与手机成瘾有关(吴晓蓓等,2018;方乐琴等,2019),此外,孤独感(张亚利等,2020)和社交焦虑(黄凤等,2021)容易造成手机成瘾。正面影响因素方面,生命意义感(张秀阁等,2019)、自我感念清晰性(李放等,2019)、心理韧性(陈娟娟,2020)和父母心理控制(蒋欣玥等,2021)能降低手机成瘾的概率。关于后果方面,大部分研究表明,手机成瘾对个体心理社会适应产生不利的影响。例如,手机成瘾对个体生活满意度和学业成就带来不良后果(Samaha and Hawi,2016),手机成瘾还有可能降低自我概念(Isiklar et al.,2013)和情绪健康(Jun,2016),而且,手机上瘾可能对睡眠质量有着负面影响(Demirci et al.,2015)。此外,手机上瘾容易造成拖延行为(连帅磊等,2018)并降低对个体注意控制(Kim and Kang,2016)。总之,多数文献表明手机上瘾危害不浅。

我们认为家庭文化资本对大学生手机上瘾行为是抑制作用的。具体而言: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了社会关系和社会支持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高家庭文化资本可能反映了一个更加亲密和支持性的家庭环境,这将减少个体对手机成瘾的需求。如果大学生在家庭中感到支持和理解,他们可能不会寻求通过手机来填补社交和情感需求。社会控制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受到社会约束和规范的影响。高家庭文化资本可能涵盖了家庭内部的规范和价值观,这些规范可能包括有关手机使用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可能更有可能遵守家庭规则,限制其手机使用,从而减少手机成瘾的风险。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通过观察和模仿家庭成员的行为来学习。如果大学生的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对手机使用有适度的控制和健康的示范,那么大学生可能会受到这些行为的影响,更有可能培养出健康的手机使用习惯。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针对大学生家庭文化资本对手机成瘾的影响,制定一系列政策建议可以有助于减轻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以下是一些建议:第一、家庭教育计划。政府应该鼓励学校和家庭合作,开展家庭教育计划,帮助家长了解手机成瘾的危害,并提供教育资源,以培养家庭文化资本,包括传统价值观和沟通技巧。第二、媒体素养教育。教育部门可以将媒体素养纳入学校课程,教授学生如何正确使用手机和社交媒体,以及如何区分有益和有害的内容。第三、提供心理健康支持。学校和大学可以提供心理健康支持服务,帮助那些受手机成瘾困扰的学生。这些服务应包括心理咨询和支持小组,以帮助学生管理他们的手机使用习惯。第四、着重监管手机应用。政府可以与手机应用开发商合作,制定更严格的规定,限制有害的应用程序,特别是那些可能导致成瘾的应用。同时,鼓励开发更多有益的应用,以提供有教育和健康益处的替代选择。

参考文献

[1]Gökçearslan Ş, Mumcu F K, Haşlaman T. 2016. Modelling Smartphone Addiction: The Role of Smartphone Usage, Self-regulation, General Self-efficacy and Cyberloafing in University Student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63: 639~649

[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1).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2109/P020210915523670981527.pdf

[3]Jun S. 2016. The Reciprocal Longitudi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Korean Adolescent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58: 179~186

[4]Beison A, Rademacher D J. 2017.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History of Alcohol Addiction, Parents’ Education Level, and Smartphone Problem Use Scale Scores. Journal of Behavioral Addictions, 6(1): 84~91

[5]Shin N, Ahn H. 2015. Factors Affecting Adolescents' Involvement in Cyberbullying: What pides the 20% from the 80%?.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8(7): 393~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