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亚南先生《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论王亚南先生《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马昊忠

鞍山师范学院   114007

官僚，既作为一种政治集团，也是国家运行的执行者。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官僚是君主的统治工具，也君主的政治敌人。在日本汉学家宫崎内定、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他们理解的“独裁”统治，而是指皇帝或君主逐渐由幕后走向台前，皇帝逐渐成为决策终端，并积极参与政治决策。并且，皇权在其实际权力范围内，如果无法控制实际皇权，就必须用官僚、外戚、宦官等政治集团来填充权力空白，其中官僚政治则为国家统治的重要力量，近代诗人朱克敬在《冥庵杂识》中就有一位吏的自我定位，“凡属事者如客，部属如平，我辈如御，堂司官如骡，鞭之左右而已。”即：衙门就像车，来办事的就像坐车的，当官的就是骡子，我们才是车把式，决定车的方向。

    在中国历史上，官僚是影响，甚至是直接推动国家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1945年，黄炎培先生与毛泽东主席，在延安进行的一场关于历史周期律的“窑洞对”。若将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阶级转化等等许多因素。把国家比喻为机器，那么君主则为机器的决策中枢神经，而官僚则是实质运转工具。在每一个朝代，这里拿清朝为例，在张勉治先生的阐述中，其将清朝的实质概括为：一个相互依赖、因时而变的和动态网络的各种集团；正是因为这些集团，形成了一种相互重叠的意识形态的话语和政治制度。为年羹尧党、鄂尔泰党、张廷玉党等等，以不同利益组成的政治团体融合成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表面上其为皇帝便于管理的统治工具，但实则内部是与皇权的博弈以及官僚内部的相互博弈。在社会稳定时，其十分猖獗，甚至形成新型“贵族”，即氏族门阀。其在社会动荡或变革时，其乘机扩大势力，瓜分权力，而正是权力滋生了官僚主义。

第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是官僚政治或者说官僚政治的定义是什么呢？在《社会科学大辞书》中解释道：“官僚政治一语，通常是应用在政府权力，并把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上。那种政治制度的性质，惯把行政当作例行公事处理，谈不到机动，遇事拖延不决，不重政治并不是对其他政治的解释，而是一种单独的社会体制；但官僚政治却无处不在，在历史的发展中，官僚政治则是主要推力之一。

儒学与官僚政治。在中国历史的思想进程中，自百家争鸣的思想争论中，再到秦法至汉儒。在百家争鸣的历史事件来看，它打破了贵族垄断的精神生产，从而转向世俗化，但在某种程度上实则士阶层传播，但明确一点，士阶层并不完全代表后来的官僚，但贵族政治在向官僚政治转型中，诸侯、卿大夫、士都包含于官僚之中，换句话说，就是贵族逐渐官僚化。秦朝宰相李斯的老师是荀子，而源头在于孔孟，但李斯并没有做出独尊法术，而是在汉朝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汉武帝施行。王亚南先生认为李斯没有公开怎么做主要是因为没有统治经验，在思想可以做到大一统，已经为中国封建帝制初步统一了意识形态，在汉代逐渐形成了自我民族的历史意识（义川胜雄《中国人的历史意识》）。但在汉武帝时期，而能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有一个曲折且漫长的过程。汉高祖韩信、彭越等功臣叛变，再到汉惠帝时期吕后的外戚叛变，汉景帝同姓诸侯王室也叛变，导致外戚、功臣不可信任；在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就开始重视并解决这个问题，于是董仲舒建议汉武帝，“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纵观百家争鸣之局面，最为出门的便是三家，儒、道、墨三家，而因为封建社会注重阶级与等级，重视于树立中央权威，老子学术不重功名，不利于施政；墨兼爱非攻，重视于平民，反对等级，不利于维护统治；而儒学中庸君臣之道，尤其是对于“礼”，完全符合维护君臣之伦。历史学家夏曾佑学生曾说：“非有契于使恭俭，实视为儒术为最便于专制之教耳。”在这种思想下，逐渐形成了君臣、父子、夫妻的伦理等级观，而政治制度成为其最好的反映。随着政治需求，各个王朝其统治疆域各不相同，但都可以推行一种具有伦理性的，且具有政治需求的思想来使百姓牢牢控制于思想教条的禁锢之下。所以儒学下的官僚体制，几乎是换汤不换药，其思想一直贯穿于两千多年帝制的官僚思想之中，形成一种思想钢印，牢牢的烙印在历代官僚的大脑中，无论是新儒学、陆王心学、宋明理学、魏晋玄学，依旧以儒学为主导；历代士大夫都懂得主动维持这种等级观念，就算在清末，依旧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因就在于其本质一直是儒家思想，儒学下的官僚政治导致其一直不灭；无论王朝如何更迭，无论统治阶级如何变化，封建机器的理论指导却一直没有变过，所以，历代官僚多奉行中庸为官之道。并且科举制的创立，加速了阶级流动，换句话说是扩大了统治范围，打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但是其自始至终的治民理念一直贯穿整个行政治理体系。并且加速了社会流动，其管理层中有世家大族、寒门弟子等等（唐朝后期的牛李党争就是世荫与科举之间的矛盾）。

在书中十一篇至第十五篇，讲到与统治阶级的一大对立阶级——农民。农民的长期稳定性，无论生活无论怎么变化，始终是有共同特征及一般演变趋势的。在封建社会中，官和民是始终一大矛盾。在清朝乾隆统治后期，出现议罪银制度化，与进贡风气横行，导致官员集体腐败化，再深究其后果，人民的生活负担加重，商业、高利贷行业、盐铁业通通垄断或官有，官员的不作为与腐败常态化，让不合法变成合法。历朝历代都很重视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社会不允许出现流民，农民与地主的斗争，让农民的生活与生产活动变得越来越艰难，农民的生活压力越来越繁重，其无法承担相应的义务与徭役，其子女也被全部沦为佃农，加上自然经济的不稳定性，其本质还是土地私有制，所以导致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与官僚地主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此时也是改朝换代与生活动荡的原因之一。在官僚统治中，农业生产主要占大多数国家赋税，商业、盐、铁、土地等等，符合传统经济学中的土地、资本、人口几乎被统治集团控制得死死的，与其说是在皇帝或国家手中，实则真正控制在这些官僚手中，不乏贪污腐败、结党营私。农民在从事手工生产的同时，其在闲暇时间也要从事手工业，其中也有商业参与，并在从中趁机压榨农民。但历史的客观条件下与中国自古以来的思想基础，实质上是专制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主义混合而成的统治集团，在内部相互牵制与制约。就无法出现新的政治制度与统治模式，就形成了表面上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更替。

在最后几章，辛亥革命是反清室以及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在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期间，旧官僚政治的缺点与腐朽全部暴露，在一系列对面战争中全部充斥着官僚集团的无能与满清皇室的腐朽，各种对列强的妥协，对国内反抗势力残酷镇压，自然经济的解体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让官僚地主进行新一轮的压榨。在辛亥革命成功后，虽然有张勋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事件，但并没有改变社会历史的进步，因为中国人心中已经厌烦出现皇帝，所以古代官僚政治建筑上的最高龙冕被彻底遗弃，但是实际情况是其政治建筑也并没有完全消失。

中华民国让市民权利有所提高，出现国民议会，表面上官僚政治开始有所减少，但实际上是现代工商业与封建经济共存体制下，旧官僚依然存在，如传统社会封建经济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依然存在，在鸦片战争后，其成分更加复杂，其原有的阶级关系实质上并没有改变。皇帝虽然被消灭了，但是拥有特殊社会地位与身份的官僚阶层首脑是一种最大的、最高特权的化身，如袁世凯、段祺瑞、曹锟、黎元洪这些人都是拥有最高特权官僚士绅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