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影响

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影响

刘德琳

西北政法大学

摘  要：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数字技术应用是提高企业经营能力的重要方式，我国企业的海外经营之路又较为崎岖，因此本文开展了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国际化经营影响的理论分析，并基于2013-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验证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影响假设。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会使企业由于数据获取等原因，更加注重国内市场，从而减少国际化经营。

关键词:数字技术应用；国际化经营；外来者劣势

一、引言

随着国内市场竞争加剧，在市场需求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开始有部分企业试图通过海外市场贸易以规避国内市场。同样有部分企业为了享受政府的某些支持，从而被迫的选择盲目的进行海外市场业务扩展。但以往研究发现我国企业在进行海外经营时经常受到当地利益相关者的误解和歧视，导致海外经营受阻（杨勃等，2020）。又因为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文化冲突、关键信息缺失等问题，导致我国企业在海外市场中面临严重的外来者劣势，除此之外，还会由于东道国政府和其他市场参与方对我国企业的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以及认知合法性等方面保持一定的质疑和歧视，导致我国企业在海外经营时面临一定的外来者劣势的来源国劣势问题（谢佩洪和陈怡霏，2022）。还有学者发现我国企业在进行国际化经营时，会面临更高的风险（王海林和余佳杰，2022），且高级管理人会从中谋取更多的私利（朱杰，2022）。因此有部分学者开始讨论现阶段我国企业是否应当放缓国际化经营的脚步，特别是以低成本、高污染的生产方式进行海外业务的行为，从而更加专注于企业的高质量转型，并加强国内市场的竞争力。

以往研究已从东道国区位因素（Dunning，1977）、东道国制度因素（Lanfranchi et al.，2021）、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綦建红等，2020）、母国制度缺陷（Wu and Deng，2020）等方面影响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情况。而数字技术应用作为我国企业提高经营效率、打破经营中各环节壁垒以及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必然会对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战略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将会检验随着企业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的提升，究竟会对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战略产生什么影响。

二、理论分析

以往研究发现相较于本土企业，外来企业在东道国进行经营时会面临天然劣势，提高跨国企业在海外市场中的经营成本（Zaheer，2004）。从而导致我国在海外经营时面临由于缺乏对于东道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认知产生的不熟悉危害、海外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业务和资源等方面的融合困难以及部分地区由于贸易保护或是宗教文化产生的歧视危害，从而导致我国企业在海外经营时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外来者劣势，以及来自于新兴经济体企业的能力怀疑和合法性怀疑的来源国劣势（杨勃等，2020；谢佩洪和陈怡霏，2022），从而阻碍了我国跨国企业开展海外业务。而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的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强业务的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Vochozka，2021），这将有助于缓解东道国政府以及市场参与者对于我国跨国企业能力的质疑，增强我国企业面临海外市场风险时的应对能力。同时互联网的新兴技术的出现，也可以帮助我国企业更好地实现“走出去”战略（施炳展，2016）。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数字技术应用可以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程度。

随着数字技术应用的不断更新，目前社会正在转向“人与数据对话”和“数据与数据对话”的阶段，基于更高频率、更广覆盖面而进行的数字技术应用逐步克服了地域文化差异、国别差异等问题，但在现代经济中，数据所能产生和传递的边际价值递减效应较为明显，延迟或错误的数据都会向市场参与方传递误导信号，从而严重影响企业的经营战略，因此数字技术的应用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是十分复杂且在现阶段可能存在一定的负向影响（戚聿东和肖旭，2020）。又根据格罗夫定律，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影响下，新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只有在超过传统经济中的产品或服务的十倍，才能够在市场上生存下来，从而要求企业必须时刻追逐市场动态。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企业在进行数字技术应用的过程中可能由于现阶段海外市场数据获取难度和时效性问题，导致我国企业即使数字技术应用水平较高，但缺乏相应的数据以参与海外市场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企业很可能会减少盲目的国际化战略，转而进一步深耕国内市场。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2：数字技术应用会降低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程度。

三、实证分析

（一）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我国企业开展海外经营时面临较多的阻碍，直到“一带一路”政策的落地，才使得我国企业逐步将国际化战略纳入企业经营战略设定的视野，故本文选取2007年至2022年间的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借鉴以往研究，对数据进行预处理：（1）剔除金融业的公司样本；（2）剔除被冠以“ST”、“PT”的公司样本；（3）剔除相关变量缺失的样本；（4）剔除没有海外业务收入的样本；（5）对连续变量进行1%和99%水平上的缩尾梳理。有关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的数据来自于各上市公司的年报，其余变量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

2、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程度（FSTS），借鉴朱杰（2022）的做法，采用企业的海外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作为企业国际化程度的代理变量。

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为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情况（Digit），有关该变量的代理指标，本文参考吴非等（2021）的研究，对公司年度报告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这一节中，有关数字化转型的词语进行汇总，并进行对数处理，其中词语从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数字技术应用五大类出发，共包含76个关键词。

控制变量：本文从财务情况和合规治理两方面选取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资产报酬率（ROA）、董事会规模（Board）、独立董事占比（Indep）、第一大股东持股（Top1）、成长性（Tobin Q）、账面市值比（BM）和经营费用率（Ofee）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

3、模型设定

为验证本文的核心研究假设：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的影响，本文借鉴以往研究构建模型（1）进行实证检验。

（4-1）

其中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代表着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程度，为本文的解释变量，代表着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情况，Controls为本文的控制变量，为了控制不同企业和不同年份对模型回归结果的影响，进一步加入了年份（Year）和行业（Industry）虚拟变量，以上变量的具体衡量方式与前文中述保持一致，详情可见表1。

（二）假设检验

1、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到各企业的数字化重视程度和国际化经营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所有变量与以往文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相近，表明本文变量构建方式合理

表2 描述性统计

2、基准回归检验

模型1的回归结果如表3的列（1）所示，可以看到解释变量数字技术应用（DCG）对被解释变量国际化程度（FSTS）的回归系数为-0.014，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证明了本文的假设2，即随着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水平的提高，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程度会降低。

3、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以下两个方式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一为更换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参考祁怀锦等（2020）的做饭，以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附注中的无形资产明细项中与数字技术相关的额度占全部无形资产的比例进行衡量，重新回归的结果如表3的列（2）所示，可以看到解释变量数字技术应用（DCG）对被解释变量国际化程度（FSTS）的回归系数仍为负，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证明本文结果稳健。第二为剔除掉2020年及以后的样本数据，以排除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影响，重新回归的结果如表3的列（3）所示，可以看到解释变量数字技术应用（DCG）对被解释变量国际化程度（FSTS）的回归系数仍为负，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证明本文结果稳健。

表3 实证检验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异方差稳健T统计量。

四、结论

本文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3年至2022年的历史数据，对数字技术应用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经营展开了研究，并发现随着数字技术应用逐步融入到企业的生产经营之中，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程度会有一定的下降。证明了随着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实际应用，企业生产经营已经从传统经营模式转变为以数据为主的经营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准确、及时的获取数据、分析数据并进行相应的调整才是企业赖以生存的法宝。而海外市场中数据获取较慢、来源渠道可信度低等问题都大大影响了我国企业获取数据和分析数据的速度，从而为我国企业开展海外市场业务造成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企业不断完善数字技术的应用模式，我国企业会转而继续深耕国内市场，从而展现出国际化程度有所降低的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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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朱杰. 跨国公司高管攫取了更多的私有收益吗——基于高管超额职务消费的视角[J]. 当代财经, 2022 , (12) :124-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