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的农业生产经营思想探析

杜润生的农业生产经营思想探析

1.牛龙凤 2.王欣娜

（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00）

摘要：杜润生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注重将亿万农民群众实践经验上升到政策理论层面，主持起草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创造性提出“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极大调动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有效释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活力，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奠定了政策理论基础。杜润生的农业生产经营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化农业发展有效衔接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 杜润生；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经营；农业现代化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波澜壮阔的伟大进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勇立时代潮头、 锐意改革创新、敢于实践探索的先锋模范，而被称为我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就是其中一位。杜润生长期从事我国农村改革与农业政策研究，他注重将亿万农民群众的实践探索经验上升到政策理论层面，创造性提出了“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主持起草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我国农业生产经营制度变革及农村综合性改革做出了卓越贡献。杜润生“这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与农业、农民打交道，对农村感情深厚”，他重视对农业生产状况以及农村真实面貌的调查研究，尊重亿万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创造性地提出“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杜润生的农业生产经营思想，汲取了亿万农民群众的智慧才能，体现了亿万农民群众的改革夙愿。

一、完善农业生产经营形式，发挥多元经营综合效益

农业生产经营形式的完善与优化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面对我国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迫切需要农业生产经营形式的调整、优化。杜润生将发展农业生产力、完善农业生产经营形式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的聚焦点与着力点。他在推动农业生产经营制度变革过程中，不断总结亿万农民群众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实践经验，并提出具有前瞻性的农业生产经营理论。

以“包产到户”为主要标志的农村改革是我国改革的起点。杜润生从我国基本国情、社情与农情实际状况出发，对我国农业生产经营多样化结构尤其是以“包产到户”为特征的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生产经营形式采取积极支持、推发展的态度。1980年9月，杜润生在中央召开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提出：“农业本身有多样化的结构，因此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结构与形式必须是多样化的，过早地主观地把它定型化是不利的，也是不可能的……多样化，包括适用于生产力水平较高地区的一些形式，也包括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某些过渡形式”。杜润生以有效解决温饱问题为“突破口”，用详实的数据阐释农业生产经营多样化结构的意义，并提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责任制”的主张。此次会议召开之后，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共中央[1980]“75号文件”）,对我国农业生产经营多样化形式和“包产到户”责任制进行了政策性规定，打破了“多年来形成的包产到户等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僵化观念”。杜润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关于改进农业生产和管理的思想具有开创性。对推行以“包产到户”为特征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起到了积极作用。事实上，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资源禀赋以及不同区域发展的差异性，使得我国农业生产经营形式多元化不可避免。基于此，杜润生认为，需要将不适合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农业生产经营形式变革为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程度，“把简单再生产变成扩大再生产，把广种薄收变成精耕细作、集约经营，促使生产专业化、劳动社会化”。杜润生运用“脚与鞋的关系”生动阐释农业生产经营形式与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辩证性关系，主张通过完善农业生产经营形式，发挥农业多元经营的整体性效益。

二、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全面看待“三农”问题

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处于基础性、战略性地位，是安天下、稳民生的“压舱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决心首先集中精力把农业搞上去”，这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政策保障。

杜润生从关乎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深刻阐释我国农业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1984年11月，杜润生在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吃饭问题是第一需要，只有解决了吃饭问题，人民才能发展，国家才能发展……我们不要把农业的前途看成是‘衰落’，没有饭吃的时候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有了饭吃的时候还是基础”。应该说，农业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倘若没有这个坚实、稳定的基础，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就无从谈起。面对亿万群众的吃饭问题，杜润生从有效解决亿万群众温饱问题的民生层面，强调发展农业的优先性与基础性，主张从国民经济发展资源分配上给予农业生产经营强有力的保障。早在1988年11月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杜润生就明确提出：“农业是供吃饭的产业。吃饭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人们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发展变化的，唯独这个需要，必须首先满足，因而也要首先安排农业生产，在资源分配上应首先给以保证”。在此基础上，杜润生前瞻性地认识到，国民经济发展迈向21世纪，跨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之后，农业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更是改变不得。2001年6月，杜润生在“三农”思想研讨会上强调：“当前农业还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不能动摇”。事实上，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和战略地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长期政策。

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长期政策。“农业向好、全局主动”，农业发展搞好了，农村经济搞活了，整个国民经济就能欣欣向荣，与此相反，农业发展落后了，农村经济萧条了，整个国民经济就会徘徊不前。杜润生不仅强调农业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更突出“三农”问题的战略性目标，他认为：“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孤立的问题，它与整个国家发展战略选择以及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的历史条件都是紧密相关的”。杜润生将农业的发展、农村的繁荣、农民的富裕与国家的发展战略相衔接，与国际发展环境及国内发展条件相关联，不是孤立地、片面地认知“三农”问题，而是联系地、全面地看待“三农”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农业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突破口”，并推动“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理论向实践转变，不断释放亿万农民群众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随着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的变革、创新与发展，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为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注重农业政策的连续性｜

农业土地问题是杜润生持续关注的核心性问题。土地作为最基本的农业生产经营资料，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对亿万农民群众保持持久的生产经营心理预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杜润生关于“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注重农业政策连续性”的主张对以“集体所有、分户承包、自主经营”为主要特征农业土地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完善，产生了较为深刻影响。

杜润生基于我国农业生产经营过程的资源禀赋以及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客观状况，他明确提出：“我国土地的稀缺性会越来越严重”。农业土地资源的数量多少、质量优劣与分布状态，决定着土地资源的人口负载量和农业生产经营的效益。1994年11月，杜润生在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土地问题，不论过去、现在、未来，都是经济学的一项主题”。基于此，杜润生明确农业土地承包关系保持长期稳定，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土地政策要既坚持使用权，又要强化经营权；既保持承包的稳定性，鼓励农民行为长期化，又鼓励有偿转移，为规模经营留下余地”。杜润生在强调稳定农业土地承包关系时，不仅提出要实现政策层面的稳定性与连续性，还进一步提出：“从政策层面转到法律层面，建立法律保障，把承包给农民的使用权肯定为一种物权，给予保护”。杜润生认为：“土地制度，可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国民财富之源”。杜润生的主张进一步赋予了亿万农民群众对农业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权与承包收益权等权益。杜润生鲜明地提出农业土地实现永续利用的发展理念，他认为：“有效利用土地，首先要保护土地。靠谁保护？主要靠农民”。杜润生明确提出的 "与耕地相联系"，具有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中国特色，能够把亿万农民和耕地有机地联系起来，实现耕地的永续利用和人的良好发展，调动亿万农民爱地、护地、用地的最大积极性和责任感，实践证明，让人民用好地是可能的。

杜润生在关注农地承包关系稳定性的同时，更关注农业政策与农村政策的协调性。杜润生从亿万农民群众生产经营的角度考虑问题，使他对农业农村政策的连续性具有较为深刻的认知。杜润生清晰懂得，农业政策的连续性有利于农业生产经营的持续发展，农业、农村、农民经不起“大的折腾”；同时，农业政策的稳定连续性并不意味着农业政策的僵化，需要根据农业生产经营实际状况进行具有灵活性与针对性的调整。

四、扩大农业产业链，发展有机循环农业。

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既需要农业家庭承包责任制激发亿万农民群众的生产经营活力，同时需要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增加农业生产经营效益。杜润生认为，增加农业生产经营效益，就是“使农业生产线延长，从生产延长到加工，延长到销售，延长到技术改革，也叫做贸工农一体化”。杜润生这一主张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亿万农民群众收入、增加农业生产经营积累、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进步。

延长农业产业链的核心是通过改进农场生产组织和工作方法以及扩大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不断提高以家庭农业为基础的农产品的附加值。事实上，杜润生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了关于“延伸农业产业链条”的考虑，他明确提出：“尽可能把农产品的初级加工工业设在原料产地附近，采取适当形式把供产销结合起来，形成农工商综合体”。这是杜润生在研究我国农业生产经营制度过程中对“延伸农业产业链条”的清晰认知。此外，杜润生认为，农业产业链将扩大，必不可少的“加工--储存--包装--运输和许多产业将同时发展”。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是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的客观需要，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现实性要求。杜润生的农业生产经营“由数量向质量转向”，支撑了农业生产链条的拓展，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综合效益，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转变。

农业生产经营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杜润生在研究农业农村改革政策时，就密切关注农业经济与生态经济之间的关系。2004年12月，杜润生在“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的颁奖会上提到了“我国还是一个人口大国，资源小国，生态弱国”的重要观点。应该说，杜润生的生态经济理念一直蕴藏在“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中，为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发展与创新提供了有益遵循。杜润生明确提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一定要“保护生态环境，保持山林资源，使土地得到合理利用”，在这一过程中“不能只讲经济目标，同时要兼顾生态目标”，因此，他提出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建立生态循环有机农业的先进主张，实现农业经济与生态经济融合发展。杜润生所倡导的生态循环有机农业，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他认为：“终究人类还将通过农业取得再生能源，取得食品和药物原料及其他各种可贵的有机物原料。可以肯定，种植业、养殖业，再加上科学加工，将形成一个崭新产业，它的规模和产值将大大增加。农业无废物的时代将加速到来”。与此同时，杜润生主张在发展生态循环有机农业时，不仅要实现经济效益，更要发挥生态效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杜润生认为，农业生产经营既要讲经济效益，也讲生态效益。生态效益是一种长期效益，关系后代利益，时间管得长，管几百年、几万年。要保证我们对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社会持续发展”。此外，杜润生提出：“农用土地减少，人口增加，难以达到动态平衡，耕地赤字不断出现”，这会导致人与自然关系陷入某种不和谐状态。为改变这一严峻现实状况，要树立“善待天地山河”的发展理念，“要把眼睛放在一百亿亩可利用的国土上，搞立体开发，全面开发，念好‘山海经’、‘山水经’、‘草木经’”，必须“开发人力资本，科技兴国，大大降低自然资本的消耗，选择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不断实现农业生产经营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共赢”。

杜润生的农业生产经营思想核心要义是发展、完善以“土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为特征的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释放亿万农民群众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新活力。随着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形势的变化，农业家庭经营需要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有力支持，这样才能更好地释放发展活力。杜润生对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怀着深厚感情，反映亿万农民群众发展诉求，维护亿万农民群众根本利益，是亿万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言人”。正如经济学家吴象所言：“杜老之所以能够成为真正的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在中国农村改革中起很重要的作用，是因为，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共产党人”。杜润生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民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极大地调动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改变了大部分农村的发展面貌、 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全面推行“农民联产承包责任制”奠定了政治和理论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农业现代化发展目标。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我们正处于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键时刻，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面临着新形势和一系列重要问题。因此，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责任重大，关系到新时代深化农村改革的总目标，关系到巩固脱贫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的总目标，关系到新时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目标，关系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的重要历史任务。杜润生的农业生产经营思想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化农业发展有效衔接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杜润生文集(1980-2008)》上卷，山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2]《杜润生文集(1980-2008)》上卷，山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7页。

[4]《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过)》，《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4日。

[5]《杜润生文集(1980-2008)》中卷，山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706页。

[6]《杜润生文集(1980-2008)》下卷，山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0页。

[7]杜润生:《对中国农村改革的回顾》，《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

[8]吴象:《中国农民代言人》，《炎黄春秋》201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