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教育家精神

李大钊与教育家精神

余海兰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杭州 311121

摘要：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杰出先驱者，而且是一位优秀的学者和教育家，他影响和培育了大批革命者和优秀青年，教育思想内涵十分丰富，蕴含了深厚的教育家精神。李大钊同志有着“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坚持教育救国救民，主张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有着“与时俱进”的改革精神，在教育观念、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上进行大胆改革；有着“涵养育人”的教育智慧，重视学生的人格教育，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李大钊的这种教育家精神，光彩照人，长存不衰，学习这种思想和主张，不仅对中国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能够呼唤更多的有志者投身其中，建功立业，为新时期教育改革发展作出有益贡献。

关键词：李大钊；教育家精神；爱国主义；改革；人格教育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坚定认同并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人民”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而人民的最大特征是“劳动”，“人民”与“劳动”具有内在一致性。正如恩格斯所言：“它（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然而，个人的理想信仰、真理追求以及劳动实践等精神品质的培养离不开教育，教育在人的精神塑造和精神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进入中国式现代化新时期，教育更是重中之重，2023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参加座谈会的全国优秀教师代表，鲜明地指出了：“教师群体中涌现出一批教育家和优秀教师，他们具有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展现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2]]追溯教育家精神的源起本质上是探索教育家精神所蕴含的理性品质，研究阐释新时代的中国教育家精神必然离不开早期党的领导人对教育家精神的探索，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以政论家、思想家的身份活跃在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实质上，其在教育领域也有一定建树，为后人留下宝贵财富。李大钊的一生矢志不渝的为教育奉献，具有高度的教育家精神。

一、心系国家，加强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

“国家所能做的一切，以及将来仍然最具有政治意义的事，还是教育。”[[3]]国家的兴旺发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离不开教育事业的发展推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九三五年，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开学典礼上问了三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振奋了师生爱国斗志。我看，这三个问题是历史之问，更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我们要一代一代问下去、答下去！”[[4]]可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教育者有着“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早期李大钊基于“中华民族”国势之危迫的深切思索，于是离开永平府中学堂去天津投考新的学校，提出“挽救民族必须振奋国群”，此时的大钊同志已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探索，坚持把爱国和救国为己任，忧国家之所忧，哀民生之所哀，下定决心为“再造中华”为努力奋斗。

但是，在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有志青年所走的道路从来不可能是顺利的、平坦的。李大钊为寻求挽救民族危机、振奋国群之良策而进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可是这个学校的根本性质、任务以及当时整个的教育宗旨与李大钊的抱负追求，却又是恰恰相违背的。清政府规定的“忠君”为教育的第一要义，声称“务使全国学生每饭不忘忠义”，对最高统治者要时怀“天高地厚之恩”，很显然，李大钊所大声疾呼的“振奋国群之良策”与清王朝的“忠君大义”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种“一正一邪”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使得李大钊在进入政法学校之后不久，便在精神上陷于极度痛苦之中。李大钊的悲愁和苦闷，都是由国家命运所引起的，这位有理想、有抱负、有科学理性又有崇高激情的爱国青年，把献身祖国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和追求。

李大钊一生都致力于“政理”的研究，并且有着“再造中国的志趣日益腾高”的伟大志向，终于使他在清末的“仿行宪政”的立宪运动中站在最前列，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学生运动的领袖，接受了中国最早的现代政治运动的一次洗礼，使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一场大规模的学生爱国政治运动。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的问题，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兴起了强烈的反抗浪潮，李大钊也在其中，奔走呼号。在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中，李大钊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该文章是注入民族的血泪而成，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李大钊在《警告全国父老书》一文中，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指出“日本乘欧人不暇东顾之时，狡焉思启，作瓜分之戎首，逞吞并之野心”[[5]]，向全国人民敲响亡国灭种的警钟。他警告全国父老，要以自肩任“今日救国之责”，“智者竭其智，勇者奋其勇，富者输其才，举国一致，众志成城”[[6]]

。李大钊的爱国主义不仅体现在个人身上，无保留地将一切奉献给祖国、人民，献给党的事业，真正践行了“勇往奋进以赴之”、“殚精竭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的精神。同时，他对青年群体也寄予厚望，并把拯救国家的使命寄托于青年一代，坚信加强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他在任《晨钟报》主编时，借助《晨钟报》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晨钟>之使命》中，他强调“《晨钟》自身无所谓使命也，而以青年之使命为使命。……青年之克觉醒与否，当于《晨钟》之壮快与否卜之矣。”[[7]]并且教育广大青年，要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使命，为国家和民族热情奉献。

此外，李大钊还积极引导广大青年参与社团活动，帮助青年迅速成长，使他们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早一批革命家。大钊同志是《新潮》、《国民》等学生团社的导师，常被一些社团邀请进行讲演，“五四”时期，在周恩来的邀请下，李大钊积极帮助觉悟社与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等进步社团建立联系，并且在社团讲演中提出“到劳工中去”、“到农民中去”的意见，带领青年增强对社会的认识，对国情的了解，为今后要做“社会实况之调查”，做“农工组织之运动”，起到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希望广大青年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二、锐意改革创新，不断更新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8]]。教育改革是推动教育优化的重要手段，只有切实打破观念束缚和体制机制弊端，才能全面提升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作为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李大钊一直致力于在教育观念、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上进行大胆改革。李大钊的教育改革思想，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于教育观念的转变，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先驱，李大钊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教育本质的基础上，深刻批判封建旧制度与男尊女卑的落后观念，大力倡导教育公平，逐步树立起现代教育观念。大钊同志虽然没有明确使用过“教育公平”这一概念，但是在相关论述中，都蕴含着重要的教育公平思想。1919年，李大钊在《劳动教育问题》中指出：“Democracy的精神，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通选举，在经济上要求分配平均，在教育上、文学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去应一般人知识的要求”。[[9]]明确指出教育要想获得发展，一定要使全国人民都有研究学问的机会。此外，教育平等有利于实现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李大钊明确指出“一个公正的愉快的两性的关系，全靠男女间的相依、平等与互相补助的关系，不靠妇女的附属与男子的优越”[[10]]，妇女要想真正得到解放，真正摆脱家庭的生活琐事，就必须参加社会活动，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而实现妇女解放，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使妇女：“享受与男子同等的教育机会”。[[11]]因此，在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便把位于大黑坨西边是的华严寺，改造成为了一所新式学校，并在学校中分设男女生班，极力呼吁更多适龄女子入学，在其指导之下，该学校不仅聘请女教师，而且还培养出女教师。在旧社会背景下，李大钊同志的教育公平思想虽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必须看到，这一思想是领先于当时绝大多数先进知识分子的，大大促进了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

教育内容的改革是教育改革的重要环节，封建专制教育是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把孔子视为“中国最大的权威者”，儒学视为“圣学”，这种封建教育严重蒙蔽民众、束缚个性。作为旧时代的最后一批秀才，和接受现代学校制度的第一批新生的李大钊，不仅接受了儒学系统教育的洗礼和熏陶，而且接受了比较完整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教育，一新一旧的教育内容冲击，使得大钊同志清醒认识到，儒学教育僵化落后的本质，孔子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12]]当然，李大钊并非盲目地排孔拒儒，而是要“惟取孔子之说以助益其自我之修养，俾孔子为我之孔子可也”[[13]]，即吸收孔子学说中有价值的东西为我所用。西方教育对于李大钊系统地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知识，形成平等、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开放的文化心态，都产生积极而又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处于帝国主义瓜分掠夺和军阀专横统治的黑暗年代里，一般青年学生都渴望寻找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他们极为渴望掌握新思想、新知识，李大钊用唯物史观分析社会历史的发展，他所教授的社会运动史、西洋伦理学史、女权运动史和图书馆学等课程，都把先进的科学理论知识引进课堂，让学生有机会接受先进的科学知识。李大钊这种先进的教学理念，使得大钊同志成为当时传播新思想的名教授之一，深受广大青年学生的喜爱。通过转变课程内容，不仅帮助广大青年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更好地满足了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需求，从而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李大钊在教学中非常注重启发式教学方法，他摒弃了单纯的灌输式教学模式，而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经常以学生自身面临的问题为例，批驳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和错误的思想倾向。有一次讲到伦理学，首先批判了封建主义的“孝道”，然后说：“我们今天之所以反对孝道，是因为社会的基础已经起了新的变化。孝道并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子女与父母关系的好坏，也要看双方的感情如何，不是可以用孝道束缚得住的。我不主张儿子对自己行孝，可是我却疼爱自己的老人；因为他抚养了我，教育了我，为我付出过很大的心血。疼爱自己的老人，这是人之常情，不能算是孝道”。

[[14]]此外，他还积极倡导教育和实践相结合，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教育不仅成为少数人的专利，而且与社会想脱离，对此，大钊同志主张青年应“早早回到乡里，把自己的生活弄简单些，劳心也好，劳力也好，种菜也好，耕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一日把八小时作些与人有益、与己有益的工活，那其余的工夫，都去作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一面劳作，一面和劳作的伴侣在笑语间商量人生向上的道理”。[[15]]

三、涵养育人智慧，重视学生的人格教育

教育的发展旨在培养人才，但随着不同时代和阶级的变化，对人才的要求也会有所不同。20世纪民主革命时期，胸怀创造“青春中华”伟大抱负的李大钊，当然期望培养出愿意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有益人才，为实现中国的独立和繁荣贡献智慧和力量。

在教学过程中，大钊同志发挥表率作用，重视教育和培养学生，并鼓励他们树立正确的学习目标。他在上《社会学》第一节课时就教导大家：“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应用要服务于社会，不能为个人名利。”为了实现此目的，李大钊加强对青少年的“人格教育”。在李大钊看来，教师工作的意义不仅在于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在于对学生精神生命的塑造，注重培养人的独立的过程，认为人格教育是教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主要内容。李大钊认为，人生观的树立对于人格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923年4月15日李大钊在上海大学的演讲中强调人生观树立的重要性，要求学生要树立进步的人生观，“像马克思创造一种经济的历史观”，如此，“我们当沿着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快快乐乐地去创造未来的黄金时代。……所以无论如何，应当上前进去，用了我们底全力，去创造一种极乐的世界。不要悲观，应当乐观”[[16]]。李大钊认为只有强化人格的教育，才能使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才不会悲观厌世。而对于青年厌世自杀问题的解决，除了“在寻出那些原因，而去其可以去者”外，还必须要“使个人的品性加强”。李大钊指出：“我的朋友陈独秀先生说：‘救济厌世的人生观，是救济一切自杀的根本办法。对于人生根本的怀疑，有了解答，才可以和他说改良生活，反抗社会。’罗家伦先生的三个救济方法里，亦有‘新的人生观’一条，都是透宗之语。不过要想他抛弃了‘厌世的人生观’，建立一个‘新人生观’，非先使他个人品性的力量健强不可。”[[17]]李大钊主张要使“个人的品性加强”，这就提出了注重人格教育的任务。1923年10月14日李大钊在接受《申报》记者的采访时说，当今的“教育只是偏重知识，而忽于使用知识之人格，知识也不过是作恶的材料，这是一定的。所以至少于每小时授课之余，当授以三五分钟的人格教育，使人们相互之间，都能以赤裸裸的真面目相见，而知识教育的效用也因此增进，此时也可以供我们的利用了”[[18]]。

总之，李大钊在教育思想和主张方面提出了真正科学的见解，对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当时的中国教育思想领域具有重大意义，在现代教育史上留下光辉篇。他一生辛勤耕耘于教育沃土，敢于探索，勇于创新，倾情教育，心系国家，成就学生，勤于思考，正是这种教育家精神，使大钊同志成为教育思想的创造者和教育实践的引领者，这种精神特质至今仍熠熠生辉，仍感染着无数教育工作者，值得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传承和赞颂！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页.

[[2]]习近平.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的信[N].光明日报，2023-09-10（01）.

[3] 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2页.

[[4]] 习近平. 论党的青年工作[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72-173页.

[[5]]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4页.

[[6]][7][12][13]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9、167、242、230页.

[[8]] 习近平.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J].《求是》，2023（18）。

[[9]][15]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全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92、307页.

[[10]][11][16][17][18]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全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17、157、36、345页.

[[14]]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第71页.

作者简介：余海兰（1997.05-）女，汉，河南省信阳市，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中国化研究
基金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程的实践机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