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坡倚声以来，诤讼便应运而生，先是“句读不葺之诗”、“要非本色”、“子瞻词如诗”，继之有“曲子缚不住者”、“超然乎尘俗之外”，终至“豪放派开创者”，由非到是，由排到捧。然而是非各家评述似乎都没有道出其然之所以，只有到了元好问才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性情”，遗憾的是他又没有对此作明晰的阐释。而沿波讨源，此性情则生成于庄子的“天人合一”的物化境界和“朴素为美”、“法天贵真”的风格境界，这正是苏轼能在各领域都千古独标的根本所在。通观子瞻一生之经历与所有之遗墨，以“通、随、拗”三性诠释之当为恰切，即在艺术界限上，他擅打通，随物而不随时；在艺术追求上，他执拗己见，决不俯仰随人；在政治与生活中，他不擅变通，随事而不随时。
中国文学研究
2010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