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裂症患者及配偶二元应对水平及影响因素

精神分裂症患者及配偶二元应对水平及影响因素

张广艳

（黑龙江省大庆市第三医院，黑龙江省  大庆市  163000）

【摘要】目的：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及配偶二元应对水平及影响因素。方法：选择2022年3月～2023年3月在我院门诊就诊及复查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及配偶各280例为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搜集一般资料，采用二元应对量表（DCI）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及配偶二元应对水平进行调查，并分为应对良好组和应对差组，对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28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中225例（80.36%）二元应对水平良好。单因素结果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二元应对水平与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患病时间、MAT、GSES、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量表评分有统计差异（P<0.05）；配偶二元应对水平与文化程度、MAT、GSES有统计差异（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患病时间、MAT、GSES、SDS及SAS是精神分裂症及配偶二元应对水平的影响因素（P<0.05）；患者压力沟通、支持应对和授权应对得分低于配偶（P<0.05）；质量评价和消极应对得分高于配偶（P<0.05）。结论：精神分裂症患者及配偶二元应对水平总体一般，且受到的影响因素较多，应针对上述可控因素制定干预措施，以提升其应对水平。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配偶；二元应对水平；影响因素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精神疾病[1]。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2]，全球范围内约有精神分裂症患者2900万人，患病率达到7‰。对于确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1/5患者出现终身患病，1/3患者伴有精神衰退和精神残疾，增加患者及家庭经济负担。目前，配偶是精神分裂症患者首要照顾资源，针对伴侣双方共同面对压力事件应对反应的研究产生的二元应对应用较为广泛（即：伴侣双方面对二元压力事件时的共同反应和策略）[3]。但是，二元应对产生的影响因文化差异不同，且临床上对于可能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4]。本研究主要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及配偶二元应对影响因素，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取2022年3月～2023年3月精神分裂症患者及配偶各280例为对象，根据DCI量表调查结果分为应对良好组和应对差组。纳入标准：（1）患者：①均为本院收治的精神分裂症病例，且患者均处于恢复期；②年龄在22-60岁，已婚且与配偶共同生活；③有读写沟通能力、意识清晰；配偶：①均为纳入本研究精神分裂症配偶；②具有读写沟通能力，知情同意本研究。排除标准：（1）患者：①伴有脑外伤、癫痫、脑血管及脑肿瘤疾病者；②智力及记忆缺陷者；配偶：①身体状况无法为患者提供照护的配偶；②存在认知障碍者。

1.2 方法

（1）一般资料问卷。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口、文化程度、医保类型等；进一步收集患者的患病时间、疾病了解程度等相关资料；（2）二元应对量表（DCI）调查。该量表最早由Bodenmannzai 2000年编制，量表合计条目55个，共有6个维度，包括：压力沟通、支持应对、质量评价、消极应对、共同应对及授权应对。压力沟通、共同应对、支持应对和授权应对得分越高，积极二元应对程度越高；消极应对得分越高，消极的二元应对程度越高，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5]。（3）其他量表调查。采用Locke-Wallace婚姻调适量表（MAT，总分158分，分值越高越佳）[6]、一般自我效能量表（GSES，合计条目10个，分值越高越佳）[7]及抑郁自评量表（SDS，分值越低越佳）和焦虑自评量表（SAS，分值越低越佳）[8]进行调查评估。根据DCI调查结果分为应对良好组和应对差组，对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1.3统计分析

采用SPSS26.0软件处理，计数资料行χ2检验，采用n（%）表示，计量资料行t检验，采用（）表示，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精神分裂症患者及配偶二元应对水平影响单因素分析

28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中225例（80.36%）二元应对水平良好。单因素结果表明，精神分裂症及配偶二元应对水平与性别、年龄、户口、家庭收入、医保类型、婚姻状况及医保类型无统计差异（P>0.05）；与文化程度、患病时间、MAT、GSES、SAS及SDS有统计差异（P<0.05），见表1。

表1 精神分裂症患者二元应对水平影响单因素分析

28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配偶中243例（86.79%）二元应对水平良好。单因素结果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配偶二元应对水平与婚姻状况、性别、年龄、户口、家庭收入、SAS及SDS无统计差异（P>0.05）；与文化程度、MAT、GSES有统计差异（P<0.05），见表2。

表2 精神分裂症患者二元应对水平影响单因素分析

2.2 精神分裂症患者及配偶二元应对水平比较

精神分裂症患者及配偶共同应对得分无统计差异（P>0.05）；患者压力沟通、支持应对和授权应对得分低于配偶（P<0.05）；质量评价和消极应对得分高于配偶（P<0.05），见表3。

表3精神分裂症患者及配偶二元应对水平比较（）

2.2 精神分裂症患者及配偶二元应对水平影响多因素分析

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患病时间、MAT、GSES、SAS及SDS是精神分裂症及配偶二元应对水平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4。

表4 精神分裂症患者及配偶二元应对水平影响多因素分析

3 讨论

目前，我国780多万精神分裂症患者中，90.0%康复生活在社区或家庭，家庭承担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康复的主体责任，而配偶作为精神分裂症患者首要的照顾资源，且承受较大生理、心理、经济和社会压力。我国针对伴侣双方共同面对压力事件应对反应能力的研究产生的学说中，二元应对使用较多。二元应对是指夫妻双方对压力事件的反应及共同决策[9]。付文娟等[10]认为，压力源于社会背景，个体的压力应对会对环境产生影响，且压力应对过程中，伴侣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能将压力应对模式从个体为中心的交互模式转变为一伴侣为中心的系统交互模式，强调伴侣在双方相处过程中应互相帮助，维持稳定的婚姻[11]。本研究中，28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中225例（80.36%）二元应对水平良好；28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配偶中243例（86.79%）二元应对水平良好。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患病时间、MAT、GSES、SAS及SDS是精神分裂症及配偶二元应对水平的影响因素（P<0.05），从该结果看出，精神分裂症患者及配偶二元应对水平常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患者诊疗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其婚姻状况，结合患者的文化程度及患病时间，改善其婚姻状况，减轻患者不良情绪，提升自我效能水平，以促进患者恢复

[12]。

综上所述，精神分裂症患者及配偶二元应对水平总体水平良好，且受到的影响因素较多，应针对上述可控因素制定干预措施，以提升其应对水平。

【参考文献】

[1]孙亮，刘志伟，张雨龙，等.伴抑郁的稳定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细胞因子水平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全科医学，2023，26（6）:687-69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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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继北，张春友，史翠路.精神分裂症患者代谢综合征发生率及其影响因素探讨[J].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23，39（3）:319-322.

[5]张顺，李娜，梁静，等.精神分裂症患者一级亲属血清C反应蛋白水平及其相关因素研究[J].河北医科大学学报，2022，43（4）:433-438.

[6]郭易，徐沛蒂，文红，等. 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影响因素的多水平logistic回归分析[J]. 现代预防医学，2023，50（13）:2383-2388.

[7]吴越，范洁，包炤华，等. 无锡市社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服药依从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全科医学，2020，23（4）:490-494.

[8]翁荣珍.精神分裂症患者肇事肇祸行为的影响因素及预防措施分析[J].上海护理， 2023， 23（7）: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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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付文娟，侯剑华，于肖楠，等.脑损伤康复期患者及配偶的共同二元应对与婚姻满意度和生活质量的关系:基于共同命运模型的分析[J].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2023， 29（12）:1446-1453.

[11]孙继北，张春友，史翠路.精神分裂症患者代谢综合征发生率及其影响因素探讨[J].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3， 39（3）:319-322.

[12]宋艳宁，陈永超，张慧英，等. 豫南地区精神分裂症患者氯氮平高血药浓度的影响因素及风险预测模型的构建[J].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2022，42（16）:1668-1672.

科研编号：zdy-202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