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加强刑事实体规范完善的同时,权力合理、有序地行使更多的来自于程序的正当和严密.程序正义的实质就是人权的保障,其并不完全是作为实体正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正当程序为刑权力提供了一系列的正当性资源,决定了权力客体在刑法运作过程中的地位,它是保障国家刑权力健康存在的依据.

简介：案例指导制度被赋予了极高的并且多重性的意义。然而,其并不直接有助于＂同案同判＂,并不必然导致司法效率的提高,也并不能自然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通过已经推出的刑事指导性案例分析可以发现：如何避免武断化的刑事个案指导与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武断化才是最关键的。刑事指导性案例不应被附着太多的社会意义,不能被作为一种判决宣示（与犯罪作斗争的态度）和满足于提供一种简单的结论性标准,而是应当进行充分的说理,从而避免案例的指导性归于沉寂。作为刑事指导案例,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应当侧重于例外性、补充性规则的形成和对平衡性的追求,以此促进司法理念与刑法知识体系的更新。

简介：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的打击是在注重通过版权执法加强内容管理成为政策转变下展开的,但是由此构建了一个错误的前提——民事侵权成为刑事介入入口。多数观点认为服务提供行为不构成对网络信息传播权的侵犯,故不属于传播行为,而是传播的＂帮助＂行为。其实,共同侵权与帮助侵权关系始终没有加以明确,这导致认定中存在着规则使用的矛盾。而在刑法意蕴中,网络服务提供行为基于传播的文义特征,服务提供行为就是传播行为而不是＂帮助＂行为。设链者是在传播既成的事实基础上,进一步导致传播面的扩大,是一个独立性的传播阶段。

简介：原教旨化是指把信仰领域的信条落实为一种强制性的义务的过程。儒家刑事理念最初就是作为一种德化领域的信仰和戒律而存在的，但在上升为制度性的刑事政策之后，开始被异化。儒家刑事理念以自然主义为基础。“本生”与“本己”是儒家刑事理念宽容化的精神家园。“贵公”与“去私”是儒家刑事理念刚猛化的基础。但在以“法”入“礼”之后，儒家思想为“术”所用，开始通过“法”的方式被包装为一种政治统治思想。刑罚的运作过程中，“君亲无将，将而必诛”、“以酷为声”、“以理杀人”成为重要特点，宽容理念丧失，独立精神被扼杀，儒家思想被原教旨化。

简介：保险诈骗共同犯罪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问题丛生。在很多案件中，无身份者往往对于制造保险事故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对有身份者和无身份者分别定罪，则会导致身份、作用的相互渗透性在定罪量刑过程中被忽略。《刑法》第198条第4款仅是提示性规定，并非对共同犯罪一般规定的修改。这一认识维护了刑法体系性、协调性，且不影响其他金融诈骗犯罪的共同犯罪的判断，更避免了司法者在罪名判断上陷于困惑。“对结果之原因的支配”理论把握了身份犯的实质，有益于解决正犯中的判断及认定问题。在保险诈骗犯罪中，无身份者如果仅仅实施了“虚构事实”的行为，则只能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帮助犯。

简介：从法条关系的角度以及现实适用来看，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职业歧视的结果。现实中所出现的一些判例固然可能是罪名本身的问题，但是也可能是对于罪名理解偏差所致。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之所以是结果犯，既是因为其犯罪对象即刑事证据具有特殊性，又是因为该罪与其他伪造犯罪的不同性在于其他伪造犯罪的伪造行为与欺骗行为是可以分开的，刑法惩罚本罪行为的重心是诈骗行为，在证据尚未提交和审查的前提下，不构成完整意义上的证据。纯粹的引诱和谋划伪造证据或妨害作证行为不属于犯罪完成形态，有时甚至可能不具有刑事可罚性。在罪名设计不尽合理的情形下，在概念具有不确定性的时候，应本着有利于罪刑法定所隐含的有利于被告人的理念作出解释。只有这样，才能够将罪名的不合理性限制在最低限度。

简介：死刑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也是曾经最能体现刑罚实质的刑罚方法，但是在当代许多国家刑法中其已走到了尽头（当然不能排除特定时期还可能卷土重来）。由此，中国刑法中的死刑也如歧路亡羊，是继续强调所谓中国的具体现实抑或重新放眼世界，还是一个问题。

简介：贩卖毒品罪中的卖出行为本质上以买卖关系为基础，互易毒品行为与之存在着性质差别。有偿性交付毒品和买卖毒品是不能划等号的，有偿性只是贩卖毒品的一个特征，而不是买卖行为的独自属性。将互易毒品行为认定为贩卖行为在逻辑上存在着大前提的判断错误。以毒品代物清偿同样不属于贩卖毒品。一概视为贩卖毒品罪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只有通过完善立法，将提供毒品行为立法入罪，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