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中国刑法历史悠久,迄今已有四千一百多年,堪称源远流长。在这四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刑法主要经历了五个历史发展阶段。这就是:一、有刑无法的萌芽阶段;二、法不成文的礼治阶段;三、寓礼于刑的法治阶段;四、西形中质的刑治阶段;五、法、人结合的法制阶段。这五个阶段从历史分期上讲,它们各自依次分属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范畴。这五种刑制的本质和特点,是各不相同的,但又有其因承关系

简介：建国近60年来，我国刑法从无到有，走过了十分曲折的道路，以刑事司法活动的依据为标准大体上分为“有法律从法律，没有法律从政策”原则为指导的政策刑法、规定有类推制度的1979年刑法典的法制刑法和以“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三大原则为标志的法治刑法转型等几个阶段。

简介：在中国古代刑法中，很早就有了“罪刑法定”的思想。这一思想从春秋时期被提出，经战国、秦汉的发展，遭“春秋决狱”的磨难，到晋代的再次被提出和隋唐的进一步发展及以后各代的相继沿用，前后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但是．由于中国封建专制皇权的存在，“罪刑法定”思想始终没能上升为古代刑法的基本原则。尽管如此，“罪刑法定”思想在同罪刑擅断相斗争，维护封建统治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简介：　　（二）在我国刑法中建制保安处分的可行性,　　二、在我国刑法中建制保安处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保安立法的必要性,例如我国台湾刑法上的保安处分

简介：<正>一、非犯罪化简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的刑事政策朝着所谓‘宽松的刑事政策’和‘严厉的刑事政策’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这种现象称为刑事政策的两极化。'所谓两极化的刑事政策,是指一方面对不需要矫治或者有矫治可能的轻微犯罪者和有改善可能的犯

简介：中国古代刑法存在罪刑法定主义思想。子产铸刑书首开我国古代成文法创制之先河，此后的历代立法都闪耀着罪刑法定主义思想的光芒。唐律较全面地体现了罪刑法定主义思想。中国古代罪刑法定主义思想对我们当前立法、司法有重要指导意义。

简介：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原则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在于保障人权,适用准则是禁止类推,它与“人治”根本相分离。现代罪刑法定原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罪刑法定具有本质上的异质性,我国古代的罪刑法定只是一种思想,并没有上升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而且,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奉行专制体制和人治统治,罪刑法定原则欠缺生长的现实土壤,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思想不可能发展成为罪刑法定原则,也不可能成为保护犯罪人的大宪章。

简介：英美刑法中法律因果关系判断问题主要发生在介入原因案件中,表现为介入原因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中断被告人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英美刑法实务创立了一系列介入原因案件的因果关系判断规则,主要包括实质而起作用原因原则、新介入行为原则、合理可预见性原则、不合理或不正常原则、危险范围内损害原则等。这些规则对中国刑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应当重点研究介入原因案件因果关系的判断,以增强司法指导功能。介入因果关系判断不存在统一的规则,应当对不同类型案件采取不同的判断规则。介入因果关系是一种规范评价和价值判断,不能以事实认定代替规范评价。法律因果关系不是纯粹的客观联系,介入因果关系的判断在一些情况下要考虑被告人的主观内容。

简介：正确认定罪名，对刑事司法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自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至1979年6月的30年间，中国没有颁布刑法。1979年7月1日虽然颁布了刑法，并于1997年进行了修订，但均未实现罪名立法化。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决定用司法解释的形式实现罪名的规范和统一。其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一个单行刑法和6个刑法修正案。为了有利于统一司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联合制定了三个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使刑法罪名解释有了进一步发展。确定罪名应当遵行法定原则等项原则，正确认定罪名还应当注意一罪与数罪等问题。

简介：刑法理念在刑事法治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应当遵循三个刑法理念：人权保障理念重在强调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的权利；刑法谦抑理念要求节制刑罚的适用；形式理性理念强调对刑法的形式解释方法。这三个理念具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和规定性，应当准确把握。

简介：刑事法治建设中的刑法理念超越刑事立法、刑法解释技术和刑法规范文本占据着更高的位置，具有根本性的引领作用。刑法理念引领、统摄刑事立法、刑法解释和刑事司法，但其作用场域不应包括刑事政策领域，其根本和关键在于坚持形式与实质统一的罪刑法定原则基础上的罪刑法定理念。罪刑法定既是一个原则，更是一种理念，刑法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并不等于罪刑法定理念的树立和恪守。罪刑法定的核心归结为一点即是通过强调限制国家刑罚权即立法者的制刑权和司法者的求刑权、量刑权以实现对被告人人权的保障，审视“两点论”与“一点论”的争议，“一点论”更可取。单单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并不能消解由此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文字困境”，需要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的人道主义理念的补足和调济，即在刑事立法上需要由重刑主义、功利主义、万能主义刑法立场向表征人道主义、以人为本核心理念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宽缓化刑法立场转变，在司法上需要恪守和践行国家刑权力的克制、宽容和谨慎，在刑法解释中需要贯注和坚守人道主义。基于宪法与刑法之间母法与子法、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分析，刑法突破自身“视限”寻求正当性的更高指向和衡量标准应当是合宪性。“风险社会”理论无法为“风险刑法”提供理论支撑，二者没有直接的逻辑联结。“敌人刑法”在本质上与“风险刑法”有契合之处和内在共通性，二者都强调刑法介入早期化、法益保护前置化，实际上都是对刑法威慑恐吓效应特别是积极的一般预防机能的重视和强调，凸显注重以行为人为基础的社会防卫理念的抬头，实质上都对以行为为基础、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理念提出了挑战，蕴藏着不可控制的隐性法治风险和人权保障风险。基于刑�

简介：中国刑法的突出特点是将犯罪的结果·数额作为定罪和量刑的基本依据，具有偏向客观的色彩，这种特点影响了司法裁量权的行使，导致司法人员定罪与量刑的余地有限。其优点在于缩小犯罪圈、节约司法资源，且操作简便，能够在客观上保持公平；其不利之处是未体现个别预防、教育刑思想，忽视对犯罪人人格的评价以及对犯罪的具体行为方式的评价。未来立法的趋向应是改变片面以数额·结果为依据的客观化倾向。

简介：刑法教义学的发展，是当代中国刑法知识转型的重要标志。理解当代中国刑法教义学，既要从法教义学的普遍立场和一般方法论出发，也要充分认识中国刑法理论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刑法教义学的引入不意味着学术主体性的丧失，应当区分法教义学知识与法教义学方法。要仔细甄别域外教义学知识与中国刑法语境的兼容性，积极引入没有语境障碍的教义学知识，并运用教义学的一般方法创造立足本土的新教义。中国刑法教义学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加强体系性，同时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体系封闭和僵化保持警惕。社科法学的研究不会对法教义学形成挑战，而是提供了资源和助力。法教义学有能力回应和解决疑难案件，在广泛吸收多学科知识并充分考虑利益、价值等因素的同时，仍然保持法律场域中法教义学论证的独特性。法典化国家的历史现实，决定了法教义学是法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但绝非法学研究的全部；法教义学应当充分尊重其他法学研究方法，虚心学习、共同繁荣。

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一九九七年三月十四日修订,并将于一九九七年十月·日起施行,新刑法典的出台将对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修订后的刑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简介：摘要：刑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与公平正义的重要法律工具，其基本原则与主要特点不仅体现了一国法治建设的成熟程度，也深刻影响着刑事司法活动的方向与效果。在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特点更是融合了中华法系的历史传统与现代法治精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法治体系。本文旨在探讨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如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罪责刑相适应等，以及刑法的主要特点，如体系完备、内容科学、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等，以期进一步加深对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的理解与认识，为刑事法治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简介：应当是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告诉或自诉的情况,澳门刑法其他罪名中的亲告规定是内地刑法所没有的,告诉才处理的犯罪也并不都是自诉案件

简介：应当是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告诉或自诉的情况,澳门刑法其他罪名中的亲告规定是内地刑法所没有的,告诉才处理的犯罪也并不都是自诉案件

简介：与1979年刑法典对正当防卫的规定相比，1997年刑法典一个十分引入注目的变化是在第二十条第三款中规定了特殊防卫权的问题，自此以后，这一规定改变了中国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立法格局。同时，由于新规定产生了新问题，引起我国刑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对该问题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这方面理论的丰富和完善，而且也有助于司法实践。

简介：我国刑法的规定与犯罪构成理论基本上是苏联刑法与苏联犯罪构成理论的翻版,就是大陆法系的递进式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与我国刑法的规定是否相容,但由于这些引入的刑法理论与我国目前的苏联式的犯罪构成理论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不相容性

简介：行政刑法之概念为德国学者所首创，但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内涵与外延。中国的行政刑法是指国家为了维护正常的行政管理活动。实现行政管理目的，规定行政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和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的总称。中国的行政刑法立法存在着缺乏与一般行政法条款衔接、缺乏行政违法责任与行政犯罪责任竞合的明确规定、法定刑设置过高、对于法人犯罪的刑罚措施过于单一、劳动教养制度弊端丛生等诸多问题，需要相应地加以改进。认为应当在立法上对行政刑法和行政法规范进行衔接、明确行政违法责任与行政犯罪责任竞合的处理方法、降低行政犯罪的法定刑并废止其死刑、增加对于法人犯罪的刑罚措施并将劳动教养制度司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