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相较于自觉的、理智的研究,文学作品更能直接地反映精神生活和思想态度中的新趋向。此外,文学是精神史上一种宝贵资源,可以从中挖掘出某些容易被人忽视同时又让人萦绕于怀的情愫,这些情感并没有被那些官方的文化模型所认可,人们往往无法从非艺术语言中发现它们的踪迹。通过对清代袁枚《子不语》的文本分析,我们发现袁枚对儒家主导的传统宗教、宇宙秩序及历史概念提出了重要的挑战,从而表明文学材料可以为我们彰显对新儒家的道德解决方案的某些让人不满之处,也就是对新儒家正统理论关于宇宙秩序的官方概念的不满,这种彰显可以成为理解特定时期的某些被掩藏起来之侧面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源泉,从而拓宽了自觉的、理智的研究的认知边界。
简介:黑格尔哲学声称把握绝对知识,但又承认哲学不外是以思想把握时代,哲学家也不能超越所处身的独特历史条件。为了尝试疏解这个表面冲突,可将作为黑格尔的系统基础的《逻辑学》视为一套庞大的范畴体系;分析康德的范畴论及其理论预设,则有助于显示黑格尔理论的独特之处。有别于其他理性主义者,黑格尔不接受有任何先验而终极的原则可用来建立哲学系统和完整的范畴论,而是认为只能在具体的哲学史发展中把握概念,然后整理出一个系统。因此,哲学只能回顾思想和历史的发展,把握当下的时代精神,这种历史理性才是把握绝对知识的正途。通过理性的历史条件来理解黑格尔的绝对性概念,黑格尔哲学可重新被解释为一种开放的和需要不断更新的哲学思维方式。
简介:历史上,康德第一次较为清晰地指出所有语句要么是分析语句要么是综合语句,同时给出了划分分析性语句与综合语句的依据,并明确认为分析性语句是不扩展知识的。康德给出的区分分析与综合语句的依据会带来明显的问题。弗雷格继承并发展了康德对于分析性观念的基本想法,在《算术基础》一书中给出了自己的对分析性命题的刻画,尝试论证算术真理是发展了的逻辑真理、是分析性命题相。相较于康德对分析性命题的刻画,弗雷格的刻画有明显的优点,克服了康德的定义带来的几个明显问题。同时,弗雷格也明确反对康德的分析命题并不扩展知识的这一想法,尝试着指出在一种意义上分析命题是扩展知识的。
简介:在对阿伦特(HannaArendt)政治思想的阐释中,不少学者较关注她具有鲜明政治哲学色彩的作品--《人的境况》,也有学者主张从《极权主义的起源》出发去追溯阿伦特思想发展的轨迹,而阿伦特早期的传记作品《拉尔·凡哈根--一个犹太女人的一生》则很少被关注。在笔者看来,阿伦特于1930年开始写作的这部传记是理解其思想发展历程的重要一环,缺少它会造成对阿伦特解读的不完整。首先,阿伦特早年的研究重心是神学,德国纳粹主义的兴起使她更多地开始关注现实政治。写于这一时期的《拉尔·凡哈根》一书正是她对现实的回应;①其次,无论是朋友还是阿伦特本人,都认为她与其笔下的拉尔的遭遇有诸多相似性;②更为重要的是,阿伦特对于浪漫主义的研究和批判,与她此后的理论有着密切的关联。本文将探讨的,即是阿伦特对浪漫主义的思考和批判及其背后的理论旨趣。
简介:从考察文本与认知之间的基本关系着手,首先分析了中国先秦时期形成的经典文本的基本特征,即内容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和经验性,结构呈现出离散性、模块性和动态性,以及功能表现为实用性。接着,深入地探究了形成这些特征的认知基础,认为经典文本是自然认知的产物,而自然认知中汉语表征的特殊性和基于经验与实用的认知推理偏向,能够合理地阐释经典文本的这些特征。基于对文本特征的认知阐释,并以古希腊文化作为参照,得出:先秦时期的中国思想家中,那种超验的纯思能力并未获得培养和发展;而这对于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还探讨了中国经典文本的传承机制和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对当下学习传统文化的启示。
简介:耿宁认为,儒学中政治与道德实践的具体、实在效用,与人性、心性的本体问题如何解决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打通"用"之"实"与"体"之"玄"的宋明儒学之努力,也与魏晋玄学、与王弼的探讨有关。首先,王弼的哲学言说方式,是为其儒家的政治、伦理关怀服务的。王弼思想之玄远,是为解决政治和伦理效用过多纠缠于具象而不能体现大效用的问题而设。王弼的贡献,不仅在于他通过《老子》赋予儒家政治与伦理思想新意义,而且在于他同时通过《庄子》赋予儒家生活形式与修身功夫新意味。正是通过《庄子》,原本被片面玄化(抽象化)理解的《老子》道家思想对儒家思想的补充作用,起到了连通道家与以孟子为中心的儒家理论的桥梁意义。
简介:在当代英美道德哲学领域,"友谊"是各大流派的哲学家都关注的问题。当代学界普遍认同的真正的友谊是以对方自身为目的,因对方自身之故爱对方。既然友谊的本质是利他,人为何要在他人而非自己身上投入呢?这一问题在当代英美哲学界被表达为友谊的"正当性"问题。当代主流学界试图以"价值"回应该问题,但是却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悖论当中,价值论的根本问题在于其哲学预设本身。以托马斯·阿奎那的友谊理论为依据,托马斯主义以友谊活动本身的道德性为友谊正名,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比"价值论"更有说服力。由此,在当下重温阿奎那的友谊理论,对当代学界探讨友谊的"正当性"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