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如果我们想要追求公正和可持续的富裕社会。就必须超越从苏格兰启蒙运动以来就主宰了西方经济学的“财产经济学”（economicsofproperty），而转向一种公民供养经济学（economicsofprovision），后者以公民规范为经济活动的基础，把经济作为整合的系统来构建，这样的经济系统所提供的是我们有理由珍视的东西。“供养系统”概念整合了不同的经济部门。诸如互惠等公民规范能为所有人提供财富。

简介：以往的人机关系大体上可以分为奴役论或者工具论两大类。然而这两种典型的观点对于解释人与计算机的关系而言都是乏力且苍白的。要解读现代意义下的人与计算机的关系,其关键在于理解软件的概念,厘清软件的本质。从动态的信息观视角下,软件的本质是人机交互界面,正是通过这个交互界面,使得计算机更加智能,使得计算机与人类的关系更加亲密,同时也促使计算机更深地渗透进人类存在,改变人类认知、思考和追求的方式。通过将软件定义为人机交互界面,我们将重新认识人机关系,计算机通过软件携带了人类的意图与智能属性,人与计算机之间的转导所形成的人机关系会产生出未来人类栖息的信息圈。人机关系更接近于人际关系,人与计算机将平等地栖居于信息圈中,人与计算机彼此交互配合,共同奏响人类文明的交响曲。

简介：当前，以泛在网为基础建立的泛在社会正在形成。在泛在社会的社会治理中，技术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泛在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信息通信技术是泛在社会技术治理的关键，如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等很好地推动了技术治理的施行。但由于技术治理本身的局限，信息通信技术在推动泛在社会技术治理发展的同时亦带来了一些社会风险。如何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在促进技术治理发展的同时规避其社会风险，对泛在社会的发展、技术治理模式的建构都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哲学中的形式化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形式化哲学是一个有危险的行当．它既需要得到复兴，也需要增加与其他非形式化哲学之间的互动。哲学逻辑中常见的神秘风格必须让位于对形式模型与促进其发展的哲学概念和议题之间的成问题关系的明晰讨论。

简介：弗雷格和达米特从说者视角出发，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容器和交流的工具，因而思想是静态的。戴维森则从听者视角主张：思想作为一种倾向性的语言．乃是解释者赋予说者的命题态度内容，因而思想是动态的。据此我们进一步论证：思想是解释者在交流过程中与说者所共同建构的东西，而不是说者在说话之前的现成之物；思想不是解释者的意见，也不单是说者的意图，而是话语自身的意义；思想是说者与解释者在话语交流的互动过程中一个逐步完成的过程。说者的话语与解释者赋予说者的思想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调整、相互促进的反思平衡关系。

简介：近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数学化,它大致由科学的几何化与几何的算术化两个方面组成,前者为近代科学提供了理念,后者则是实现这一理念的重要方法。这种数学化在近代大获成功的同时,也由于形式化和技艺化过程中所发生的意义的沉淀、变更和抽空而导致对其自身起源的遗忘。以严格科学为目标的胡塞尔现象学,正是试图通过对起源的追问来恢复对科学的整体理解。

简介：技术在其产生之初就与人的生活紧密相联,几乎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人的生活;然而在其发展历程中与生活渐行渐远的同时也让生活的技术化程度越来越高,一旦现代技术成为人们改善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物质手段、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操控人的独立力量,生活就完全地技术化。在生活技术化的进程中,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技术的便利来改善生活的质量和丰富生活的内容,另一方面人们也面临着生活无意义与人生无价值的生存论困境。基于生活的多维性与技术的二重性,技术的功能定位必须服务于生活的价值旨归,生活的终极关怀必须眷顾技术的良性发展,生活技术化的同时也必须进行技术的生活化。

简介：西方逻辑在传入中国之初曾经历了一个“逻辑名辩化”的过程，即用中国旧有名辩的语汇和理论来翻译与诠释传统逻辑的术语，以便后者更容易地为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所接受。尽管逻辑的名辩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统逻辑在中国的传播。刺激了对中国古代名辩的研究，但其本身在总体上并未取得成功。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对于深入思考传统逻辑与名辩的关系、反思“名辩逻辑化”的理论得失具有重要的意义。

简介：经道家后学的更革,《老子》第十九章的文本呈现出弃绝仁义的极端倾向。通过比照郭店楚简原文,不难发现,《老子》对仁的思考远高于机械地排斥与抨击。立足于自然与人为的区分,《老子》以更深远的自然之仁来反观人为之仁的局限性,即自恃己智,怀德忘本之患。这并非是对原儒处＂仁＂概念的消解,而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与补充。深入探究《老子》之仁,是重新定位儒道关系的枢纽。

简介：现代数学语言对于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现代物理学和化学语言也有很大部分是超越文化的，因为它们采用了统一的符号系统；但是哲学的语言千差万别，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语言群体都有其独特的哲学语言。于是，我们面临一个跨文化的问题：英语或德语哲学能够用汉语来教吗？或者，用英语或德语提出的问题可以用汉语来解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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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二战以来，发展观经历多次嬗变，从发展客体论经济发展主体论、主—客钵相关论转向全球多极主体交往论，展开了一个复杂变化的历程，同时也展现了发展观全球化转向的清晰轨迹。本文认为，二战以来国外发展理论的全球化转向在分析范式上表现为发展观的全球化转向和思维方式上的全球主义转向新全球主义。发展理论的全球化转向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

简介：陈常燊（以下简称“陈”）：江老师，您好！您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活跃于国内学术前沿。以您的硕士论文《罗素的意义理论》为发端，历经维特根斯坦哲学、语言哲学、分析哲学、英美与欧陆哲学比较、中西哲学比较到近几年的哲学拓扑学研究，您长达30年多年的哲学思考之旅，在哲学的中心与边缘之间、历史与前沿之间不断变换论题。请问其间一以贯之的东西是什么？能否为我们给出几个关键词将您数十年的哲学运思串联起来？

简介：借由魏晋时期道家哲学和佛家哲学两位代表性人物王弼和僧肇,在构建自身哲学体系或进行哲学思考的过程中,基于语言使用之自觉和对语言局限性之反思,比较道、释两家在探讨此一问题时的差异.因二人所处时代背景和所要处理的议题的相似性,以及受到对方学派影响之可能性所构建出的共通平台,从三个方面来比较两人在处理此一问题时的异同.一是语言使用的起点,即基于从事注释工作和最高境界的“不可言说”所带来的语言自觉;二是名与实、名与理之间的关系;三是语词使用中信息的传递问题,即对于言、象、意以及言、名、相的讨论.

简介：应用伦理学经常被认为是与理论伦理学相对的“应用的”或“实践的”伦理学，是伦理学的新范式或者是超出伦理学范围的交叉学科。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基于对伦理学及其应用概念的错误理解，应用伦理学确切地说是对专门领域的伦理问题的思考，作为一门学科，它是与一般伦理学相对的专门（领域）的伦理学，没有亦不会超出伦理学的范围。

简介：一、哲学教育在当代中国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哲学曾以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启动和加速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哲学再一次历史性地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随后，“人道主义研究”、“异化”和“主体性”问题的讨论、“萨特热”、“尼采热”，等等，都对人们的思想转变产生了促进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人，哲学似乎有点跟不上这趟列车的行进速度了，哲学的影响力似乎与社会发展的进程出现了成反比的现象。社会越是发展，人们似乎越是远离哲学。

简介：这里所说的“西学”一词,是一个泛称,最早出自17世纪初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1582-1649）撰述的一本书的书名：《西学凡》.这是相对于“中学”而言的泛指西方学术的一个术语,其中就包含了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等西方哲学、神学等重要思想.这种介绍伴随语言翻译而出现了大量的新学术用语,形成了中西文化的沟通乃至碰撞,历史上称之为“西学东渐”的现象.

简介：儒学在当代中国近30年来有充足的发展,就儒学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显然有贞下起元的趋势。但当前儒学能否面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同时挑战,既克制现代性的工具理性而又基于理性建立整体的价值观点,既超越个体化的自由任性而又能在群体性中激励个体的创新,应是儒学当今追求的方向。事实上,儒学也面临着存在与发展的困境,这显然是儒学对自身的发展的历史不能有效地掌握,对儒学的反思精神以及本体与宇宙的基础性不能有深切的认识所致。至于与其他传统的哲学理念如何沟通而实现其独特性与独立性,更有待相互认知对等的深化。何以至此?固可以做出诸多解说,但如果未能维护儒学本有的真诚性,又未能持续发展其创生性,在自然有为的生命意义的自觉中,发挥儒学本有的德性精神与实践力行精神,贯注于理论的建设与文化价值的创建,则即有所获也必“既得之,必失之”。海峡两岸儒学发展各有一偏,一为唯识化的心性哲学,一为经学化的政治哲学,加上外来的只着眼于关系主义的角色伦理,构成了当前儒学发展的“三偏”。相应于此的“三正”之说是:相对于心性哲学可以发展更具积极性的生命哲学;相对于经学政治哲学可以论述易学与儒学的交互整合,形成一套向往以德法为本体的政治诉求;同时,可以提出生命责任伦理来规范极易流于表象主义与自欺欺人的角色伦理。

简介：布兰顿的规范性实践概念主张一种“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立场。这对关于规范性的社会科学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只有依赖于“理性空间的社会化”，才能说明：（1）因果事件等非规范性存在如何能进入规范性理解的视域；（2）隐性规则如何既能前反思性地引导行动者，又能具备清晰阐释的可能性；（3）规范性解释的有效性如何既是客观的．又是在交往实践中可修正的；因而，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观点才能在社会科学哲学的层面构建独立自足的规范性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