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邓小平选人用人的'言'与'行'凸显出鲜明的个人风格。探析邓小平的选人用人风格,对提高我们选人用人的准确性、科学性和艺术性,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更加健康顺利地向前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邓小平选人用人风格有丰富的内涵:在气魄上,襟怀坦荡,旗帜鲜明;在胆识上,打破框框,不拘一格;在思路上,严格标准,全面把握。邓小平选人用人风格的形成与他'三落三起'的人生背景、'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人才难得'的学识背景、'忧党忧国'的情感背景密切相关。邓小平选人用人风格具有鲜明的特色,体现了党性与人民性、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原则性与灵活性、针对性与指导性的高度统一,对我们今天选人用人有着深刻的启示:一是选人用人者要提高'自身素养';二要强化对人才的'政治关怀';三是选拔年轻干部要'有胆有识';四是应以邓小平的选人用人风格作为人才成功的'人生灯塔'。
简介:德国巳故的文学大师汉斯·迈耶尔对阿多诺的论说文主义曾有过非常到位的描述。在他看来,阿多诺的这一反整体性、未完成的文风似乎是自天而降的个人天才创造。对于这一观点,本文认为,"论说文"应当是由齐美尔首先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特殊文体。这一文学形式经过青年卢卡奇、本雅明的发展,逐渐成为了一种具有本体论特征的文学写作方式。而阿多诺则是在本雅明及尼采的影响下,接受了这一文学形式,成为了论说文文体的集大成者,并将其作为自己哲学思考的及文学写作的理论武器,发展出了自己的"论说文主义"。通过对论说文思想来源及风格特征的分析,本文认为,任何理论家的思想都有其理论来源,绝不是横空出世的。这一观点也同样适用于阿多诺的"论说文主义"。
简介:中国话语的关键是“中国”,强调的是话语及其理论支撑的民族性、特殊性。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打造中国话语的总体要求。中国话语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反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和经验启示;中国话语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讲清楚中国道路的“中国特色”为根本任务,讲好中国故事,讲清中国道理;中国话语应当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其作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国话语要把世界最关注的中国问题说清楚,对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提出主张,强化议题设置能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改变长期以来“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
简介:现代审美范式经历了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型,又面临着新的美学挑战。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入、后现代主义语境的转换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美学已不再局限于艺术领域,而是向政治、经济、文化、消费领域、日常生活领域扩张。审美动因与经济动因的重合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基础和前景,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结构性转变,理论的突破和创新显得极为迫切。为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提出了新的解答模式:悲剧性现代性与进步论现代性。他认为,尽管现代社会中很多艺术形态面临着被政治同化的危险,悲剧作为苦难和痛苦的表述,与整个社会的统一幻象保持着一种游离并与社会总体性分裂的力量,拒绝同质化和同构化。考察伊格尔顿对悲剧性现代性与进步论现代性两种现代性的重要命题,对于当前现实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伊格尔顿关于对悲剧性现代性与进步论现代性两种现代性的思考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集体性智慧的概括总结;其次,伊格尔顿对悲剧性现代性与进步论现代性两种现代性的提出,可以为我们审视当下社会、经济、文化及艺术现象,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简介:文章认为文化滞后是十月革命后俄国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历史性难题。列宁经过“战时共产主义”的挫折后,开始从俄国现代化独特的初始条件出发,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理论问题。一是认为形形色色的前资本主义经济的残余在农村中保持着巨大的历史惯性并占据着充分优势,因而作为现代化后起国的俄国必须通过实现电气化、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改造大量的传统经济,创造社会主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从而走上现代化道路。二是充分估计到人的素质对现代化的制约,特别是文盲众多、文化水平太低既阻碍了政治民主化进程,又阻碍了通过合作化改造小农经济从而引导千千万万个小农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简介: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理论特质与近代以来中国遭遇现代性的现实图景,使得德里克研究毛泽东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具备了基本的理论合法性与可操作性。矛盾概念成为德里克分析毛泽东现代性思想的基本范式,并且这种分析是基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而进行的。中国在殖民主义现代性扩张下以被动姿态卷入世界历史进程的基本生存境况,从根基上决定了毛泽东现代性思想发展的内在纹路,即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矛盾的综合体。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改造及其理想主义社会试验就是对这一矛盾的反映,其理论思索与实践布展过程也深刻彰显了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矛盾性,并最终走向了豪情与悲壮的矛盾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