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柏拉图《理想国》卷十中的两个问题（对诗的第二次批评和用神话来做结尾）长久以来一直是研究者们聚讼纷纭的对象，由于不能正确理解这两个问题，人们往往认为卷十和全书、卷十自身都缺乏连贯一致性。本文意在推翻这种理解，通过分析《理想国》全书的问题结构及情节论证的发展线索，指明了卷十的位置及前述两个论题出现的必然性，最终有力地捍卫了《理想国》全书及卷十的整体性，并以卷十所涉及到的哲学与诗既冲突又合谐的双重关系为依托，揭示了卷十的结构特性。

简介：纵观《家礼》真伪学术争论史,伪本论最关键人物是王懋竑、最焦点的文献是《家礼考》;真本论者惟有翻越王氏及其《家礼考》,才可能确立＂《家礼》乃朱子书＂之言。本文在邱濬、夏炘等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和反驳王氏观点,并提出一些新证,如手书《家礼序》笔迹对照、《家礼》核心内容并不悖逆《仪礼》主旨、无＂深衣之续袵钩边＂＂丧服辟领＂＂妇人不杖＂等常识错误等。这些新证将指向＂《家礼》乃朱熹早年草创之作＂。

简介：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生态的关切日益加深。本文立足中西方舆论对“中国模式”所作的正反两方面的表述，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若干主干价值和事实，对论题进行讨论。本文认为，漠视浸润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的、历史的、有意识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对“中国模式”的竞争性置评终无可能揭示事实的真相。通过对西方“主流”学术思想的批判，本文指出中国发展生态其实就是邓小平称谓的“自己的模式”，如果进一步挖掘对其“是者”的认知，中国发展生态未必就不能成为一种确保全面性、常规性的经济健康、社会和谐、政治民主、文化文明的趋于至善（或人类公认为善）的人类发展取向。

简介：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五卷第七章,亚里士多德讨论了著名的自然正义。本文试图探讨这里所谈的自然正义究竟是谁之正义、到底是何种自然。本文认为,自然正义既不是神的,也不是低等动物的,而是属人的正义;更进一步,自然正义作为公民的正义的一种,不是对所有人有效,而仅仅在自由和平等的公民之间才有效力;再经过与《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论述的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进行对比,笔者认为,自然正义之所以自然,因为它是人生而具有的、并且是由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完善而来的。

简介：海德格尔指出现代技术的根源在技艺（tehne）,但其中艺术的一面受到压抑,因而此技术的本质就被硬化为强逼产出的座架,超出了人类的掌控.这个转变的深层原因是古希腊就出现了的“数学因素”它通过笛卡尔的主客二元化使世界成为被主体表象的图象,万物成为确定的客体.要摆脱座架的控制,必须重现技艺的艺术维度,让它“自身缘构发生”（Erelgms）的柔性允诺性重新主导技术.在这方面,海德格尔和海森堡都曾从老庄之道中得到过启发或与之产生了共鸣.儒家会十分欣赏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本质的批判,特别是这种批判与归家思想的结合.但是,儒家要指出海德格尔的批判的不足,它忽视了个体主义对座架的促成力和单向度的存在论区分导致的忽视实际家庭的家园观,由此而使得他的解决方案稀松无根.只有以家庭为源头的有机社团,不管是儒家的还是阿米什人的,才可能摆脱现代技术本质对人的裹挟.

简介：本文从经典诠释的视角,以儒家为中心,思考在中国传统经典诠释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走上＂以西释中＂的西化误区。我们应在确立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立足于中国传统,以经学作为中国哲学建构的主体,在经学的基础上深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以子学、玄学、道学、佛学作为多元辅助,借鉴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来诠释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使中国哲学史具有西方哲学的外貌而其实质却仍是中国传统思想本身,以实现经学模式向哲学模式的非断裂性转换,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完善。

简介：目前中国哲学的困境,在于长期以来人们对哲学社会功能的狭隘的功利主义的理解、要求和应用,只有彻底改变这种认识和做法,还哲学社会功能的本来面目,才能走出哲学的困境。

简介：本文关注的问题是中国近代学者如何提及、论述、介绍、理解德国近代学者赫尔德的美学思想，特别是其美学思想中的所谓移情说。通过梳理中国近代美学学者对赫尔德的认识来看现代中西文化互相激荡的过程中德国哲学特别是美学思想如何进入中国美学话语圈。本文认为王国维在学习日本哲学著作过程首先接触到赫尔德。但蔡元培首先讨论了感情移入理论。后来吕澄、黄忏华等人通过日本学术了解到赫尔德的美学思想。而真正全面介绍移情思想和赫尔德美学思想的学者是留学欧洲的学者如朱光潜、宗白华等学者。而赫尔德的美学思想与其艺术史研究分不开，这一方面则反映在李长之的著述之中。

简介：中国历史观是循着如下轨迹演进的:自然史观→伦理史观→佛教的本体论史观→实用理性史观→唯物史观。

简介：本文认为，中国应该发展一种独特的后现代农业。现代农业太依赖矿物燃料（煤，气和油），因而释放二氧化碳。它需要太多太多的人离开农村的家园，迁居到本就人满为患、遭到污染的大城市。此外，它并未解决土壤退化等问题。虽然在过去的一百年里，现代农业的发展颇多创造，但在今后的一百年，甚至一千年里，现代农业再也不能以现在的形式继续发展下去了。一种后现代社会是否可能，这取决于一种后现代农业。中国很适于发展一种在社会方面以及环境方面都很和谐的后现代农业。

简介：<正>由中山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李宗桂所著的《中国文化概论》,近期内将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国内第一部从宏观上、总体上对中国文化进行探讨的论著,也是第一部高校中国文化概论教材。作者站在现代文化发展的基线上,对中国传

简介：<正>今年七月,有机会应邀参加湖南哲学界发起的在张家界举行的《当代中国哲学》学术讨论会,深受启发。时隔数日,还留下深刻的印象,颇多联想。去年十二月,原教育部假广州中山大学,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哲学专业教学改革座谈会。座谈会上,代表畅谈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哲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取得的

简介：为了总结、探讨中国（以至东亚）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的成就、问题和需要继续推进的空间，检思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以至东亚）的影响，关注法兰克福学派新近的发展，法兰克福歌德大学与广州中山大学于2008年9月25—28日在德国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市举办了“批判一理论一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影响”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包括台湾）、德国、美国、日本、韩国的40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的德方主办单位是：法兰克福歌德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汉学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中方的举办单位是广州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本刊将分期刊登数篇论文，以飨读者。

简介：在新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反思现代性出现了本土化的“脱域”与“重构”两大特征。所谓本土的“脱域”，就是中国的现代性正处在一种“时空倒错”的格局中，原本在西方依次出场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在新全球化语境中于中国共时出场或错序出场；所谓“重构”，即与全球一系列后现代特征对接的中国现代化既不是经典现代性，也不是后现代，也不是西欧“新现代”或“反思的现代性”的跨界平移，而是立足中国本土的“新现代性”，从而形成了具有本土风格的中国问题，需要我们以中国立场、全球视域来观察中国问题，建立中国新现代性理论。

简介：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锦全先生是我国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中的知名学者。为庆贺其十八寿辰，去年本刊第4期曾刊发《思想史的“两重性”探求及意义衍生——李锦全先生对中国思想史本质的诠释》。今年6月中山大学哲学系主办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和创新暨庆贺李锦全教授从事教学科研五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本刊现特发李锦全先生此文，以飨读者。

简介："文化自由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在内涵外延上有诸多交叉重叠,因此可以合并为一个概念.中国近现代语境中的"文化激进主义"主要指"西化主义"和"反传统主义",但由于西化和反传统的程度不同,又可以区分为"萌芽的文化激进主义"、"温和的文化激进主义"和"典型的文化激进主义",本文尝试对这些不同层面或类型的文化激进主义进行爬梳和厘析.

简介：由二十年前那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所启动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了当代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先导，而随着第二次革命所带来的历史大转折，又促使思想解放运动向广度和深度推进。这种群众革命实践发展与理性思维飞跃的互动、撞击、蕴育、再生，成了响彻世纪之交的中国大地的时代最强音。而思想解放运动不仅是思想、理论观点，政治、经济、文化观点的拨乱反正，更是一场思维方式的革命。世纪伟人邓小平是当代中国第二次革命的领袖，也是当代中国思维方式革命的导师。

简介：中国学界往往把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解读为启蒙已经、也必然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即转化为神话、迷信和野蛮。启蒙辩证法只有这一条不归路径。这种颇成问题的解读与讲究操作和手段的当代中国操作主义思维相结合，促生和加重着当代中国的虚无主义。按照中国传统辩证思维方法解读《启蒙辩证法》，对于正确理解《启蒙辩证法》、中和日趋严重的虚无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热点与难点。近三十年来，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形成了党史、文化学等不同研究路径。本文通过分析梳理这些具有鲜明学科特色的研究范式及其成果，展现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推进研究的建议：一是明确界定和区分研究视角，二是进一步转换研究范式，拓展理论创新的资源，三是重视“政治与学术”问题，突破二元思维模式，四是重视知识分子的现代化问题研究。

简介：本文通过分析20世纪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提出一条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新路径。我将重点描述，在共产党统治下，“知识分子”这个社会范畴是如何具体化的。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被一般化、普遍化，各种各样的人群被纳入这一范畴，并在此范畴内确立了多元主体的立场（multiplesubjectpositions）。这一具体化过程持续到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对中央政策、地方组织和个体行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的分析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国家一知识分子”关系以及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