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的组织和社会都经历了一个从虚拟化到网络化的发展过程,也使虚拟政府作为一种生成中的政府形式而呈现了出来。当前,虚拟政府在组织方面表现出了较为清晰的特征。就组织构图而言,在虚拟政府中,传统科层机构仍然存在,但其横向结构的重要性将超过纵向结构,从而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分工—协作体系,而不是命令—控制体系。同时,任务型组织与行动者网络将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使虚拟政府在整体上更具灵活性与开放性。就规则分布而言,促进性规则的比重和重要性都将大大增加,控制性规则则退而承担起一种保障性的角色,从而使虚拟政府的规则体系也表现出更高的灵活性和有机性。
简介:在工业社会,人们建立起了官僚制组织从而实现了有效地社会控制。可见官僚制组织是一种"控制导向"的组织,并且在其发展的路径依赖中形成了"控制导向"的思维惯性与行为模式。随着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启,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官僚制组织不但无法在社会管理中保持其优势地位,反而陷入了"控制悖论"之中,遇到了合法性流失的严重危机。通过对官僚制理论的深层价值分析可以发现,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的"形式公共性"追求是产生"控制悖论"的根源。对于官僚制组织的这一"控制悖论",通过技术的改进去加以解决已经走到了极限,因而只有根据后工业化时代的环境特征去探寻新的替代性组织形式,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形式公共性"与"实质公共性"的统一。
简介: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假设和“扩大内需”对策一再地被经济现实所否定,供给学派思想精髓越来越多地被当代经济现实所印证。当前危机全球化和纾困长期化的现实表明,可持续增长动力的培育在于通过向要素投资形成有效供给,用有效供给来创造需求。供给决定需求在发展的意义上体现为供给的品类决定了可供需求的品类,供给的质量决定了可供需求品的质量,供给的产业生态决定了需求的社会生态,供给环节的收入分配决定了有效需求的结构。驱动供给提升的关键在于要素。在要素重估阶段,高质量要素能够参与到GVC更高端的分工,获得更高收入,从而形成消费能力。这一良性循环的形成是中国实现经济内生增长的必由之路。
简介:组织内部的集体抗争及其参与兴趣是以往社会运动研究很少涉及的领域。那么,一个组织内部如果发生集体抗争,哪些人最有可能参与?本文把那些有意参与的人称为“风险人群”,将其中态度最为坚定的那一部分称为“高风险人群”。本文利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从入职渠道、组织内部控制、组织内部交往、在组织内的社会经济地位、工作满意度等角度研究了“高风险人群”的特征,以及他们参与集体抗争的兴趣与上述组织过程和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入职渠道的市场性和组织的国家属性越强、个人年收入水平和工作满意度越低、与下级同事的交往越多,参与集体抗争的意愿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