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船山重视法相唯识学,近人时有发明。熊十力先生说,他早岁十分崇拜船山学问,后读佛典,“始知船山甚浅。然考船山遗书目录,有《相宗络要》、《八识规矩赞》二书,自邓显鹤、曾国藩之伦,皆莫为之刊行。诸为船山作传者,亦置弗道。吾臆船山晚年或于佛学有所窥,陋儒或讳其书不传,未可知耳。”(《新唯识论·心书》)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也说:“尤可注意者,遗书目录中有《相宗络索》及《三藏法师八识规矩论赞》二书。在彼时以儒者而知治唯识学,可不谓豪杰之士耶!”船山对法相唯识学如何理解?法相唯识学与船山哲学有何关系?船山于佛学研究为何独着意于法相唯识学?本文试作一些初步探索。
简介:放眼民国年间之易学发展,其革新是建立在继承的基础之上的。传统易学研究,进入20世纪之后,研究流派虽然更为丰富,但却始终没有离开最为基础的"象数"与"义理"两派,尤其是对于传统继承者,象数派学者一般都承袭汉代今文易学者的做法,或致力于搜寻遗象,或用功于整理象数体例,而其核心观念在于坚持以象解释《易》,即所谓"观象系辞"、"由象明辞"。义理派学者则主要运用文字训诂、文献考证、文本整理的方法来注释、研究《易经》,其目的是恢复原典本义。从其根源而言,义理学主要受汉代古文易学者影响,继承了清代中期以来乾嘉学派治《易》的传统。在此将20世纪早期的几位继承者,就象数学而言,以徐昂与尚秉和为代表,义理派则以杨树达与高亨为例,通过对他们易学思想的梳理,来明示继承与发展之间相辅相成、不可轻离的关系。
简介:牟宗三认为即便是“开阔、弘通”如船山者,尚不能转出“民主政治”的新外王,此即为船山政治思想的“局限性”。笔者认为,牟先生这一评价,是把西方政治哲学中作为政体形式之一的“民主制”看作儒家有无政道的评判准则,如此限制了关于政体形式的讨论类型,致使无法同情地理解“圣君贤相”这一混合君主制、贵族制的“儒家”式政体形式,同时对民主制本身之弊端也缺乏必要的分析。另一方面,牟先生希望在王船山注重事功的基础之上再“稍进一步”,转出“民主政治”,应该说这个创见可以弥补儒家政治思想中“公民政治主体”缺位的不足,在儒家关于政体形式的探讨中,确实缺少对民主政体形式的关注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