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张载理学思想中，含有丰富的生态伦理观，包括“太和”之道、“天人合一”、“乾父坤母”、“民胞物与”等著名命题。张载的生态伦理观与社会伦理观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乃至一致性，而这二者又都是以张载的天道论或宇宙论哲学为基础的。以天道论或宇宙论哲学为基础的张载生态伦理观，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太和”之道、“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原理；其二，“乾父坤母”、“民胞物与”：人与自然和谐的根源和准则。张载人与自然和谐观对于今天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简介：在有着深厚隐逸文化传统的中国，把隐逸看作是一种典型的高尚行为似乎已经成为历来人们的共识。然而，实际上中国并不存在能够成一家之言的统一的隐逸思想，中国隐逸思想分为儒、道两派，而且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儒家隐逸以合乎道义为准则，道家隐逸则以追求适性为目的。在儒家隐逸思想中，“高尚”的确是隐逸行为的一个重要性质；不过与之迥异其趣的是，高倡“道法自然”的道家却并不认同“高尚”这个人为的概念，并且认为恰恰是这个所谓的“高尚”性质才导致了隐逸的蜕化，使之沦为“禽贪者器”。可是非常遗憾的是，从古至今的人们总喜欢不加区分且自以为是地把一顶“高士”帽同样强行扣戴在道家隐士的头上，由此便形成了中国隐逸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误区。

简介：摘要：阳明两大弟子钱德洪、王畿对四句教颇持歧解，后人因此持续对“无善无恶”进行若干辩论。黄宗羲较支持钱德洪，牟宗三则倾向于王畿。然考察《传习录》，另有一组渐顿、本体工夫的对比，即阳明“心即理”与朱熹“格物穷理”之说，而这其实才是阳明阐发良知学的基源问题。对照之下，钱德洪的理解显然近于此说，而较不契于阳明晚期以无善无恶说良知的说法。同时，阳明的良知除了心性本体之外，另有存有本体的意义。从对“恶”的处理来看，两者之间显见差异。从心性本体而言，恶的来源是外在的、后天的。但从存有本体而言，就不能说另有外来的障蔽；于是，恶便成为自身的异化。对此一问题，阳明本身并未有解，牟先生则藉由《大乘起信论》“依于一心有二门”的理论模型说解之。不过，我们认为《大乘起信论》之说与“无善无恶是谓至善”并不相同。同时，再比对钱、王之说，二人虽也有“心无一善”的说法，但前者乃是指“不心外求理”，后者则是指“空洞无一物”，显然对良知本体的理解颇不相侔。准此可知，阳明的良知教当有前后期之差异，而后期在道德之外，明显另具佛、道二家超越善恶、超越道德之意义。

简介：2013年4月20日至21日，由中国哲学史学会、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暨国学院主办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与前瞻”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社科院等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相关报刊媒体单位的代表110余人出席了本次大会。大会收到论文80余篇，主题非常全面，从先秦哲学到现代哲学，乃至对少数民族哲学、地域性哲学皆有探讨。论文质量之高、内容之丰富、观点之新颖，令人耳目一新。现综述如下。

简介：《论语·泰伯》“曾子有疾”两章都是关于曾子临终场景的记录，编次的倒置彰显了孔子守死善道教诲的主题。守死、善道是曾子守死心态和修身意志的表征，因而守死得以守护死亡、喜悦全归，善道得以留存礼之不善而“贵乎道”之善。检视身体、踏上9-3途之守死是对死亡的接纳，因而守死指涉修身的外延；人之将死，尚能“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此之善道是对生命的坚持，因而善道指涉修身的内涵。曾子的身体爱欲，是孝和仁的巅峰体验；“言不远身”，“行不远身”，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的君子风范和儒家修身哲学革命性、彻底性的表达。

简介：翻译与美学的关系是密切而持久的,接受美学是一种读者中心论,它充分肯定读者对于作品的意义和审美价值得以最终实现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本文从美学角度分析公示语的语体特征,提出公示语翻译的美学原则与策略,即忠实美、等效美和创造美,并结合实例,指出了公示语英汉互译的新视角.

简介：心态史的兴起，为我们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与路径。心态史研究，可以使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层次的研究，获得更加接近于历史时代和事实的研究结果。在心态史视野下，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兴起与发展繁荣的根本性前提是，在12—18世纪的西欧发生了一场社会心态革命。这场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实际存在构建了一种新的“爱恨秩序”，规定了资本主义生活中的价值优先或后置规则（伦理），规定“资本主义人”的世界观和世界认知的结构与内涵，为资本主义提供了道德上的合法性与行动上的可行性。

简介：江苏实施“两个率先”战略目标对社科发展提出了由大到强的现实要求，确立了建设“五大高地”、实施“五大行动”的目标任务。实现由大到强，江苏注重推进决策咨询能力建设、学科创新体系建设、人才高地建设、发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江苏实践经验表明，哲学社会科学强省建设必须以提高服务大局的能力和水平为目标，自觉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以质量和效益为导向，加快转变科研发展方式；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不断完善研究体制机制，激发工作活力；以优势学科和高素质人才为支撑，以发展特色地域文化为重要使命。

简介：在王阳明思想中，良知与孝是体用、本末的关系，孝仅仅是良知发用中之一事。由于王阳明良知学是从对《大学》的诠释中拈出，故随着阳明学的发展，其后学便将《孝经》纳入了良知学的体系内，以《孝经》来解释《大学》，采用以经解经、的方式印证良知之说。至罗汝芳而提出以孝弟证成良知，以孝弟为良知本体，故以良知学注解《孝经》便成为必然，虞淳熙的《孝经迩言》就是晚明时期以良知学注解《孝经》的典范之作。

简介：作为儒家经典的《孟子》，在辽、金二朝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传播。辽代并无孟学著述的著录信息，但从营州人马保忠进谏辽帝，称扬“孔孟圣贤之教”的表述可以推断，《孟子》在辽代有所传播，并且认定“孔孟”乃属一体之学。至于金代，由于汉化程度更高，《孟子》也在国子监、国语译经、科举考试等领域得到更广范围的流传，孟学著述亦更丰富；无论是金朝科考的科目规定，还是王若虚等人的著作，都体现出北方学术传统对南方朱子理学反动的特色。《孟子》在辽、金的传播，对于二朝教化的广施和器度的涵养，对于推进二朝儒学化的进程，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简介：摘要：海外汉学界基于特殊的视角，对《周易》有很独特的理解，以史华慈为例，他认为在占筮实践中，《周易》逐渐由窥测神意的工具转变成了万事万物及其变动的象征体系，借助于此我们可以在变动的情境中采取合理行动。《周易》思维体系背后预设的是一种“相关性宇宙论”，这种宇宙论表明了人在理解和控制世界上逐步增长的自信。《周易》本是为世俗成败提供启示的工具，但是儒者在解释和运用《周易》时，由于只对“每种具体情境所需的道德姿态感兴趣”，因之将其与儒家结合起来，并且展现了一种不同形态的儒学。史华慈之所以对《周易》有这样的独特解读，是立足于其特定的问题意识和知识背景的。对史华慈《周易》解读的反思，有助于推动易学研究的发展。

简介：东南亚诸国受到西方殖民影响，有宗教信仰自由的环境。华人的宗教信仰虽然多元化，却因为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和生活仪规，在信奉阿伯拉罕宗教时，在信仰方面会出现柢牾，特别是“神”观的南辕北辙。我们视祖先为神，把祭祖看作是孝的一个重要环节，阿伯拉罕宗教则为了求得神一统，必得污蔑圣贤、前人、祖宗，不准供神像牌位，而只对“一神”负责。今时，随着华人教育的提升，追求精神文明的欲望越是迫切，但若信奉阿伯拉罕宗教，则要有很大勇气，因为其要无视百善孝为先的事实，敢于断绝孝的循环，让“家”不再是“神”所归之处，所以许多他教徒，都处在灰色信仰之中。

简介：“慎独”之说，出于《中庸》，其首章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在《中庸》篇中，子思用心于“诚”，然而“诚”的基础则在于“慎独”二字。何以言之？《中庸》首篇论“性”、“道”、“教”一以贯之，这是从本体立论，随后即以“道”之不可须臾离而引出“慎独”之说，以慎独为“修道”的工夫。因而首章经络分明：本体（道）、工夫（慎独）并举。

简介：在《两种自由概念》中，伯林对消极自由的辩护是从两方面做出的：他既主张自由本身就是消极自由，又主张作为政治价值的自由只能是消极的。这两个主张虽然在形式上相似，但却缺乏逻辑上的必然联系。消极自由的继承者们同时接受了这两种观点，并进而认为消极的政治自由发源于消极的自由本身，由此得出了自由没有内在价值的结论。罗纳德·德沃金对自由问题的处理典型地体现了对伯林自由观念的这种解读，本文通过对德沃金论证的考察，指出政治领域中各项基本自由权利必须以追求理想人生的积极自由为前提才能得到理解，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不截然对立，反而相互补充、共为一体。两种自由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为我们重新理解伯林的自由观念提供了新的线索，而对伯林文本的进一步考察和澄清则佐证了我们重构伯林自由观念的合法性。

简介：韩愈强调孔墨相用，建立新儒学，认为孔墨相同，直接利用，包括：爱的内涵、思想来源、圣人崇拜、贵王贱霸、尚贤、尚同、天神等七大方面；主张孔墨互补，甄别利用；同时注意孔墨不同，谨慎利用。韩愈的一生是对孔墨精神的践行，是孔墨互用的典范。历史上对韩愈孔墨互用进行了评说，认为孔墨互用很有必要，肯定了韩愈的积极贡献，其中有蔡元培、冯友兰、陈寅恪、英国著名汉学家葛瑞汉等。

简介：德国汉学界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和研究长期以来存在重视先秦、轻视宋明的倾向，但德语世界对朱熹思想的译介活动和阐释工作也并非没有其积极的一面，这主要体现在其译介活动的悠久历史和阐释工作的层出不穷上。对朱熹思想在德语世界中的接受进程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为一场真正对话做好准备，然而目前所看到的德语世界的朱熹思想研究大都不能令人满意，都还难以经得起学术性的严格推敲，这一现象反过来必然促使我们去深入思考思想对话的真正本质。

简介：孔子论乐本于情性，强调情感的安顿，侧重于个体的生命关怀与真实情感。在孔子的音乐世界中，音乐情感实包括艺术情感、道德情感和自由情感等三重境域，其所谓的“成于乐”，既体现为道德情感的“实有诸己”，又呈现为一成己、成物生生转化的“自由的自我”的实现历程，即由艺术情感、道德情感向自由情感的逐层升进。

简介：《庄子》以躬、身、形、体指涉身体之不同领域。它拒斥《论语》里著名的礼仪化的躬身，蔑视矫揉造作的身体的修行，欣赏最初作为活身、生身的身体，而对其社会关系与义务则心存戒备。庄子尤爱玩弄形身，将其肢解、使其变形，以便让人穿透形之间的界限，与物同体，享受无限的自由。

简介：道德两难是中西思想传统都曾关注和思考的问题。道德两难的情况可以分为虚假的、弱的、强的三类。先秦儒家创造了高明的经权思想，并以之应对道德两难。如《春秋公羊传》提出了解决道德两难问题的三大法则，包括权衡法与两全法。中国传统的仁义冲突是“强的道德两难”，是先秦儒学着重思考和巧妙应对的难题。道德两难的解决有时必须以当事人的毁灭为代价。通过与康德伦理学、萨特的存在主义伦理学以及弗莱彻的境遇伦理学等的初步比较，先秦儒家经权思想在对付和解决道德两难问题上的独特性或优越性得以凸显。

简介：法治社会中，司法公信力在个案中的实现有赖于对当事人程序权的充分保障。在现代民事诉讼中，证明权是当事人程序权的核心，而证明权生成的实定法基础也只存在于近代之后的民事诉讼制度中。历经改革的中国民事诉讼制度与证明权相契合，既具备了证明权生成的实定法基础，也亟待证明权的有效配置以提升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