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诠释学观点考察汉代新经学的建立和性格特征，可以证知，董仲舒《着秋繁露》新儒学哲学、人学体系的建立，是汉代新经学得以成立并成为汉代政治、伦理、道德、学术之全面指导思想的关键。董仲舒所以成功，除了政治和时代的风云际会，实有赖于其抓住了“人”这个根本，喊出了“人为贵”的响亮口号，并成功地完成了对先秦诸家学说的综合创新。

简介：本文通过分析施特劳斯对封闭社会与普遍社会的理解，阐明了他对现代性危机的诊断：现代性思想抛弃理性与自然正确，故不再认识到自由民主在现当代的合理性、正当性与普遍性；从而，当国家的强大有力成为衡量的最高甚至唯一标准，当民族神话或习传性道德粉饰下的专制暂时“辉煌”，人们很容易在看似危急之时抛弃自由而拥抱专制。本文表明施特劳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不是要照搬美德政制，而是欲借助古典政治哲学来恢复对政治事物的常识性理解，从而真正理解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并将古典之原则间接曲折地运用于自由民主；其意图是为自由民主提供健康、坚实的道德和智识之根基。本文反驳了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倾向的对施特劳斯思想的曲解和误用：以之为根据来反对自由、平等、人权的普世性。本文也揭示了施特劳斯所理解的文明之内涵以及政治自由在其中的重要意义。

简介：《说文解字》是找国的文字学经典，也是一部隐秘记载着中国上古历史状况的百科全书。本文通过对《说文解字》中部分字义的探讨，窥探其中蕴含的先民农业崇拜心理。

简介：2013年5月19日，全国首届省级以上儒学团体负责人联席会议在杭州隆重召开，本次联席会议由浙江省儒学学会与中国孔子基金会共同发起，来自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港澳地区的28家儒学团体的70多名儒学团体负责人参加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与会同仁一致认为，当代中国儒学正处在走向复兴的关键历史时期，在儒学事业内部，就儒学理论的基本特征、儒学团体的一般功能、儒学研究和普及的方向等重大议题达成一系列共识，已是当务之急。故此，与会同仁向全国各儒学团体以及所有儒学研究、爱好与践行者发出如下倡议：

简介：《吕氏春秋》之《上农》四篇是我国先秦时期的重要农学著作。《上农》篇集中论述了先秦农家的重农治国主张，《任地》《辩土》《审时》-篇主要总结了先秦农业生产经验。对《任地》《辩土》《审时》三篇的内容体系问题农史学界有争议。本文认为《任地》《辩土》《审时》三篇既不像夏纬瑛所说具有完整的逻辑体系，也不像许富宏所说“没有逻辑的必然联系”。

简介：“中华文明历史上曾长期领先”命题影响大传播广，但似是而非。该命题受到李约瑟之谜的影响。李约瑟关于中国科学技术曾长期领先的观点失之片面。当前我们应以人民幸福民族繁荣为最高目标和价值，扬弃中化还是西化的两分法，把一切有用的东西拿来所用，即融中西文化所长，在现代化基础上重建中华文化本体。

简介：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假设和“扩大内需”对策一再地被经济现实所否定，供给学派思想精髓越来越多地被当代经济现实所印证。当前危机全球化和纾困长期化的现实表明，可持续增长动力的培育在于通过向要素投资形成有效供给，用有效供给来创造需求。供给决定需求在发展的意义上体现为供给的品类决定了可供需求的品类，供给的质量决定了可供需求品的质量，供给的产业生态决定了需求的社会生态，供给环节的收入分配决定了有效需求的结构。驱动供给提升的关键在于要素。在要素重估阶段，高质量要素能够参与到GVC更高端的分工，获得更高收入，从而形成消费能力。这一良性循环的形成是中国实现经济内生增长的必由之路。

简介：江苏实施“两个率先”战略目标对社科发展提出了由大到强的现实要求，确立了建设“五大高地”、实施“五大行动”的目标任务。实现由大到强，江苏注重推进决策咨询能力建设、学科创新体系建设、人才高地建设、发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江苏实践经验表明，哲学社会科学强省建设必须以提高服务大局的能力和水平为目标，自觉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以质量和效益为导向，加快转变科研发展方式；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不断完善研究体制机制，激发工作活力；以优势学科和高素质人才为支撑，以发展特色地域文化为重要使命。

简介：王安石的人性论是不断发展演变的，其发展演变过程可以熙宁年为界分成二个阶段。在熙宁前，安石人性论可分为三种情况：一为性善说，二为性善恶混说，三为性不可善恶言说。在熙宁元丰间，安石人性论表现为性善恶混说，此为其人性论的最后归向。安石于熙宁间最终选择了性善恶混说，于退居江宁后的元丰间继续坚持性善恶混说，说明他在熙宁元丰间的人性论认识趋于稳定，此亦为其人性论认识的成熟表现。安石人性论既开宋儒言性之风，给理学与心学以影响，且为熙宁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简介：在王阳明思想中，良知与孝是体用、本末的关系，孝仅仅是良知发用中之一事。由于王阳明良知学是从对《大学》的诠释中拈出，故随着阳明学的发展，其后学便将《孝经》纳入了良知学的体系内，以《孝经》来解释《大学》，采用以经解经、的方式印证良知之说。至罗汝芳而提出以孝弟证成良知，以孝弟为良知本体，故以良知学注解《孝经》便成为必然，虞淳熙的《孝经迩言》就是晚明时期以良知学注解《孝经》的典范之作。

简介：作为儒家经典的《孟子》，在辽、金二朝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传播。辽代并无孟学著述的著录信息，但从营州人马保忠进谏辽帝，称扬“孔孟圣贤之教”的表述可以推断，《孟子》在辽代有所传播，并且认定“孔孟”乃属一体之学。至于金代，由于汉化程度更高，《孟子》也在国子监、国语译经、科举考试等领域得到更广范围的流传，孟学著述亦更丰富；无论是金朝科考的科目规定，还是王若虚等人的著作，都体现出北方学术传统对南方朱子理学反动的特色。《孟子》在辽、金的传播，对于二朝教化的广施和器度的涵养，对于推进二朝儒学化的进程，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简介：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深入对当代大学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和影响：大学生国际主义意识、生态平衡意识、个人意识增强；改革精神、创新精神凸显；对社会公平的诉求、保护环境的意识加剧.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对传统道德观念的传承意识出现弱化.在经济多元、政治多级、文化多样的全球化背景下,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凸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时代性、创新性和民族性.

简介：心态史的兴起，为我们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与路径。心态史研究，可以使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层次的研究，获得更加接近于历史时代和事实的研究结果。在心态史视野下，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兴起与发展繁荣的根本性前提是，在12—18世纪的西欧发生了一场社会心态革命。这场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实际存在构建了一种新的“爱恨秩序”，规定了资本主义生活中的价值优先或后置规则（伦理），规定“资本主义人”的世界观和世界认知的结构与内涵，为资本主义提供了道德上的合法性与行动上的可行性。

简介：摘要：海外汉学界基于特殊的视角，对《周易》有很独特的理解，以史华慈为例，他认为在占筮实践中，《周易》逐渐由窥测神意的工具转变成了万事万物及其变动的象征体系，借助于此我们可以在变动的情境中采取合理行动。《周易》思维体系背后预设的是一种“相关性宇宙论”，这种宇宙论表明了人在理解和控制世界上逐步增长的自信。《周易》本是为世俗成败提供启示的工具，但是儒者在解释和运用《周易》时，由于只对“每种具体情境所需的道德姿态感兴趣”，因之将其与儒家结合起来，并且展现了一种不同形态的儒学。史华慈之所以对《周易》有这样的独特解读，是立足于其特定的问题意识和知识背景的。对史华慈《周易》解读的反思，有助于推动易学研究的发展。

简介：摘要：阳明两大弟子钱德洪、王畿对四句教颇持歧解，后人因此持续对“无善无恶”进行若干辩论。黄宗羲较支持钱德洪，牟宗三则倾向于王畿。然考察《传习录》，另有一组渐顿、本体工夫的对比，即阳明“心即理”与朱熹“格物穷理”之说，而这其实才是阳明阐发良知学的基源问题。对照之下，钱德洪的理解显然近于此说，而较不契于阳明晚期以无善无恶说良知的说法。同时，阳明的良知除了心性本体之外，另有存有本体的意义。从对“恶”的处理来看，两者之间显见差异。从心性本体而言，恶的来源是外在的、后天的。但从存有本体而言，就不能说另有外来的障蔽；于是，恶便成为自身的异化。对此一问题，阳明本身并未有解，牟先生则藉由《大乘起信论》“依于一心有二门”的理论模型说解之。不过，我们认为《大乘起信论》之说与“无善无恶是谓至善”并不相同。同时，再比对钱、王之说，二人虽也有“心无一善”的说法，但前者乃是指“不心外求理”，后者则是指“空洞无一物”，显然对良知本体的理解颇不相侔。准此可知，阳明的良知教当有前后期之差异，而后期在道德之外，明显另具佛、道二家超越善恶、超越道德之意义。

简介：东南亚诸国受到西方殖民影响，有宗教信仰自由的环境。华人的宗教信仰虽然多元化，却因为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和生活仪规，在信奉阿伯拉罕宗教时，在信仰方面会出现柢牾，特别是“神”观的南辕北辙。我们视祖先为神，把祭祖看作是孝的一个重要环节，阿伯拉罕宗教则为了求得神一统，必得污蔑圣贤、前人、祖宗，不准供神像牌位，而只对“一神”负责。今时，随着华人教育的提升，追求精神文明的欲望越是迫切，但若信奉阿伯拉罕宗教，则要有很大勇气，因为其要无视百善孝为先的事实，敢于断绝孝的循环，让“家”不再是“神”所归之处，所以许多他教徒，都处在灰色信仰之中。

简介：本研究从独立学院与母体学校的关系类型划分入手,指出了高水平独立学院的概念及其与母体高校的密切合作关系；从产权过户困难、办学依附过大、办学投入不足、办学特色缺乏等4个方面探讨了高水平独立学院的发展瓶颈；接着从稳定发展须依托母体、品牌建设须独立自主等4个方面探讨了高水平独立学院的未来发展趋势；最后提出,高水平独立学院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只有强化内涵建设,借助母体品牌来逐渐发展壮大并创建出自己的品牌和优势,最终建设成为高质量独立学院.

简介：“慎独”之说，出于《中庸》，其首章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在《中庸》篇中，子思用心于“诚”，然而“诚”的基础则在于“慎独”二字。何以言之？《中庸》首篇论“性”、“道”、“教”一以贯之，这是从本体立论，随后即以“道”之不可须臾离而引出“慎独”之说，以慎独为“修道”的工夫。因而首章经络分明：本体（道）、工夫（慎独）并举。

简介：在《两种自由概念》中，伯林对消极自由的辩护是从两方面做出的：他既主张自由本身就是消极自由，又主张作为政治价值的自由只能是消极的。这两个主张虽然在形式上相似，但却缺乏逻辑上的必然联系。消极自由的继承者们同时接受了这两种观点，并进而认为消极的政治自由发源于消极的自由本身，由此得出了自由没有内在价值的结论。罗纳德·德沃金对自由问题的处理典型地体现了对伯林自由观念的这种解读，本文通过对德沃金论证的考察，指出政治领域中各项基本自由权利必须以追求理想人生的积极自由为前提才能得到理解，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不截然对立，反而相互补充、共为一体。两种自由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为我们重新理解伯林的自由观念提供了新的线索，而对伯林文本的进一步考察和澄清则佐证了我们重构伯林自由观念的合法性。

简介：韩愈强调孔墨相用，建立新儒学，认为孔墨相同，直接利用，包括：爱的内涵、思想来源、圣人崇拜、贵王贱霸、尚贤、尚同、天神等七大方面；主张孔墨互补，甄别利用；同时注意孔墨不同，谨慎利用。韩愈的一生是对孔墨精神的践行，是孔墨互用的典范。历史上对韩愈孔墨互用进行了评说，认为孔墨互用很有必要，肯定了韩愈的积极贡献，其中有蔡元培、冯友兰、陈寅恪、英国著名汉学家葛瑞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