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对儒家学说进行功夫诠释可从四个方面理解。首先，它意味着把儒家学说当作修齐治平的功法指导，而不是描述世界的理论系统。其次，它意味着这些指导的最终目的在于达到艺术人生的能力，而不是对人生作出道德规范。再次，它意味着儒家经典中的许多言语需要从语用的角度去解读，而不是只看字面的意思。最后，它意味着儒家经典的某些内容必须要通过修身实践才能充分理解。

简介：郑玄在注释群经时，往往称引谶纬，且常有转“纬”为“说”的现象。后人因误读《礼记正义》所引《郑志》，多信从汉末禁绝谶纬之说，并将其归因为党锢之祸。此说实乃孔颖达、贾公彦等人所创，并无实据。郑玄在遭党锢之祸时未曾噤口不言谶纬之名，在党锢之祸后也没有停用“说”这一指称。据此可证所谓转“纬”为“说”与党锢之祸无关。郑玄十分重视以谶纬解经，将其视为经注之一种，加之汉儒行文过程中指称经注十分随意，故常以“说”代称谶纬。

简介：加西华·格林（JoshuaGreene）认为，人们通常作出的符合道义论的道德判断大多是情绪驱动的产物，而符合后果论的道德判断则多是理性推理的结果。格林关于道德判断的认知神经科学实验表明，当人们进行道德判断时，人脑的情绪系统和认知推理系统都有可能参与。前者易于被“贴近的与切身的”情境所激活，其反应更为直接和快速，而后者则涉及一系列高级的认知推理和控制过程，有助于作出符合后果论（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格林认为，这种情况对以康德伦理学为代表的理性主义道义论哲学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简介：在孔门弟子中，孔予把颜回、阔子骞、冉伯牛、仲弓归为“德行科”。“德行”不仅仅是指表面上的道德行为，而是具有比较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乐道”、“志学”、“孝悌”、“仁政”四个维度，并且按照“个体”——“家族”——“群体”的逻辑顺序展开。“乐道”、“志学”属于“个体”层面，首推颜回；“孝悌”属于“家族”层面，当推闵子骞；“仁政”则属于“群体”层面，应推冉伯牛和仲弓。“乐道”、“志学”、“孝悌”、“仁政”反映了“个体”、“家族”和“群体”的关系，而这三种关系构成了当时整个社会运行的基础。这正是主张积极入世的孔子看重德行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简介：“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观念。在阳明心学框架内，将其“良知”仅仅理解为知善知恶或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会使行为者的道德行为缺少合理动因。而以一种整体性的解读方式，将王阳明的“良知”理解为一个包含道德主体、道德规范和道德能力三个层面含义在内的整体观念，将使得“良知”观念能够为行为者的为善去恶提供合理依据。

简介：与西周社会以“亲亲”、“尊尊”为准则建立的以父子一伦为首的人伦次序不同，先秦儒家以“亲”、“尊”、“义”为准则建立了以夫妇一伦为首的人伦关系网。尽管在先秦儒家内部，仍然有不少人认可以父子一伦为首的人伦次序安排，并且这种安排在汉代以后又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观点，但是在先秦儒家那里，以夫妇一伦为首的人伦次序安排却有着发展为主流的倾向。先秦儒家的这种人伦关系理论不仅对现代社会人伦关系的规范和安顿有重要的意义，它也是儒家在现代社会继续生根发芽并繁荣发展的基石。

简介：由胡适等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具有范式革命的意义。胡适执笔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从学术理念、方法和技术等方面，提出了一套经由“国学”，把“古学”整理成系统的“文化史”的具体方案。按照该方案，包括经、史、子、集等在内的一切“古学”，都将被作为有待考证的资料纳入国学研究领域；然后按照现代学术分科，整理成系统的文化专史。“文化史”既是“整理国故”的最终目标和方向，也代表了中国学术的新范式。然而从具体学术实践看，“整理国故”运动在学术性质、治学方法等方面与文化史研究存在一定紧张关系，从而影响了目标的实现和方案的落实。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建立起来的文化专史系统，以西方的哲学框架，形塑中国的历史资料，被奉为中国哲学史的开山，实际上也并没有严格遵循他所信奉的实验主义的科学法则，他所建立的文化专史系统并非“小心的求证”的结果。就此而言，“整理国故”运动实质上是中国学术的革命和裂变。

简介：《礼记》中子游述及“以故兴物”与“微情”代表两种不同的制礼之法，然礼家对“以故兴物”的解释素有分歧。郭店战国楚简出土，研究者判断子游论述与《性自命出》篇密切相关，这为重新解读“以故兴物”提供了可能。“以故兴物”意指因某种特定的教化目的，利用基于人情且精心设计“外物”以兴发释放行礼者与礼仪相匹配的情感。“以故兴物”的对象包括两类：一为情感充分者，一为情感不足者，前者需借助外物将“情”兴发、释放、宣泄出来，再在仪式的引导之下，调节情感浓烈之程度，后者则在外物的影响之下，调动原本不足的情感，以达到反躬修身的目的。“以故兴物”广泛地运用于各种仪式之中，辨明其义对于厘清“兴”与“礼”，“兴”、“情”与“物”等多组概念的关系，深入儒家礼学思想演进的肌理有着重要的解码作用。

简介：从先秦到汉代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奠立时期，思想家们对天人关系有不同的理解和解决方式，由此而有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开展的不同向度。《易传》的天人合一思想主要是从天道观的向度展开的，其特点是天、地、人三才并举和推天道以明人事，其“天”主要是自然之天。思孟派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主要是从心性论的向度展开的，通过对“心”、“性”两个重要概念的阐发，最终将道德的终极来源锁定在超越的形上之“天”，该派之“天”主要是义理之天，成为后世儒家之“天”的正宗和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