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阳明两大弟子钱德洪、王畿对四句教颇持歧解,后人因此持续对“无善无恶”进行若干辩论。黄宗羲较支持钱德洪,牟宗三则倾向于王畿。然考察《传习录》,另有一组渐顿、本体工夫的对比,即阳明“心即理”与朱熹“格物穷理”之说,而这其实才是阳明阐发良知学的基源问题。对照之下,钱德洪的理解显然近于此说,而较不契于阳明晚期以无善无恶说良知的说法。同时,阳明的良知除了心性本体之外,另有存有本体的意义。从对“恶”的处理来看,两者之间显见差异。从心性本体而言,恶的来源是外在的、后天的。但从存有本体而言,就不能说另有外来的障蔽;于是,恶便成为自身的异化。对此一问题,阳明本身并未有解,牟先生则藉由《大乘起信论》“依于一心有二门”的理论模型说解之。不过,我们认为《大乘起信论》之说与“无善无恶是谓至善”并不相同。同时,再比对钱、王之说,二人虽也有“心无一善”的说法,但前者乃是指“不心外求理”,后者则是指“空洞无一物”,显然对良知本体的理解颇不相侔。准此可知,阳明的良知教当有前后期之差异,而后期在道德之外,明显另具佛、道二家超越善恶、超越道德之意义。
简介:从诠释学观点考察汉代新经学的建立和性格特征,可以证知,董仲舒《着秋繁露》新儒学哲学、人学体系的建立,是汉代新经学得以成立并成为汉代政治、伦理、道德、学术之全面指导思想的关键。董仲舒所以成功,除了政治和时代的风云际会,实有赖于其抓住了“人”这个根本,喊出了“人为贵”的响亮口号,并成功地完成了对先秦诸家学说的综合创新。
简介:孔学的一个基本思想原则是“损益”,对传统思想的“损益”,是为了宗法等级制度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损益”思想原则对我国封建社会有极大影响。孟子、荀子损益孔子思想,发展了儒学,董仲舒适应封建大一统的客观需要,对孔学损益而非改铸。宋明理学仍是传统儒学的损益,它在理论上增益新的内容,却减少了民主性的精华。“损益”原则的长期发展,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特点。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儒学的损益,有维护旧制度,又作某些改良的总倾向。封建后期,儒学虽在思辨方面对中国哲学发展有巨大影响,但某些进步因素和民主性精华已丧失。直到五四运动,才彻底反对宗法制度,完全摆脱孔学“损益”观的束缚。但几千年传统思想的力量异常强大,至今仍有反封建思想的艰巨任务。由于封建宗法等级制已不存在,儒学失去了依据,不能再予“损益”,今日再提倡新儒学也是行不通的。对于历史上的孔学“损益”原则,要科学地、历史地分析;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它同真正的变革是不相容的。
简介:如果说在西方哲学中,以福柯为代表的系谱学理论乃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物的话,那么在中国哲学中,该理论早就似曾相识地体现在其古老的周易史观之中。所不同的是,由于向身体、两性以及两性结合的家族的彻底回归,这不仅使周易史观深得系谱学所固有的“家系学”的精髓,而且也使周易史观在以家的分析为历史的分析的原型的同时,以生命本身的对话为归,既坚持历史的结构又坚持历史的建构,从根本上消解了历史理论中所难以克服的形而上与形而下、同一与差异、常与变等二元对立。因此,严格地讲,不是福柯的历史哲学而是中国古老的周易史观才能使我们真正告别历史哲学中独白式的思维模式,才意味着一种名副其实的系谱学的历史方法论的真正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