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逻辑经验主义运动可谓20世纪初期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可以把它的核心观点看作一种＂知识论＂的观点：什么样的知识是有效的？逻辑经验主义者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建立在一种＂意义理论＂的基础之上：一种有效的知识就是那些有意义的命题组成的知识体系。那么,有意义的命题的标准是什么呢？他们的回答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话题：意义证实原则。本文认为,从石里克对证实原则的阐述出发来分析,一个非常流行的对＂证实原则＂的反驳并没有人们原来想象的那么有力,因为该反驳在论证形式上是有问题的。

简介：在雅斯贝尔斯哲学中,存在是大全。在大全思维中,雅斯贝尔斯构思了一幅存在的图像。在思维中,不可避免地发生这幅图像,因为这个非对象性的东西本身当作思维的被想象的对象。在这幅图像中,同时编入个别单词的图像。就此而言,这是来自图像和无图像的一种图像,但是,这不可能是来自隐喻和其他标志的一种聚集体,相反,这是存在的一种构成性的改写。在自身的改写中,存在球形地、飘忽不定地显现出来;它是动态地,然而严格地被整理过的,它成梯级形状并编织状地联系在一起,按类别归类并相互交错地联合起来。它被分离并相互统摄着,它可以一览无遗,但它不是封闭的、突破的和联合的。不过,它总是轻微的、透明的,就像在某种巨大的三维丝网里一样,到处都被截获在自身的关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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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所说的“目的自身”首要的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而不是如奥尼尔-森森在其《康德论入的尊严》所宣称的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森森正确地论证，尊严不是一个表达某种模糊的属性之价值的概念。但是他不承认，尊严的基础在于与我们自己的一种关系，其中，我们作为意志的主体规定自己。虽然尊严不是道德律约束我们的理由，但是它对我们理解康德责任的概念尤其重要。尊严标志着自由和自由法则对自然法则在规范性上的优先性。

简介：《实践理性批判》以“理性的事实”证明了纯粹理性是实践的，并赋予了自由理念以客观实在性。本文将通过分析第二批判的“对分析论批判的阐明”、“结语”和其他文本，证明只有将理性的事实看作康德的实践理性的实验的一个组成部分，才能使它和第二批判的目的和论证思路结合起来：这个实验通过每一个人的实践理性的判断区分了纯粹的道德法则和经验性的原则，为道德哲学树立了正确的前提。本文还将通过和《纯粹理性批判》里的理性实验比较，探讨实践领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具体含义和实践理性实验的深层次意义。

简介：康德的人格（Person）是跨此岸和彼岸、跨越现象界和本体界的，是身体和灵魂的结合；人格性（Personlichkeit）则是完全属于彼岸世界或“理知世界”的。当我们把人性置于人格中来考察时，由于人格本身的跨两界的性质，人性本身也就被提升到了具有人格性的尊严的高度，甚至凭借人格性而和上帝的意志联结起来了。人格是使一般人性被提升到人格性的本源的要素，它使人不仅具有此岸的主观目的的价值，而且具有彼岸的、理知世界中的绝对价值；人格是使人性提升到人格性的中介。目的公式要求我们在把人性当作手段的同时记住有一个最高的限制性条件，就是把人格中的人性当作目的。人性也具有双重性，所谓人的“本性”（Natur），一个是指人的自然性、自然本能，一个是人性的本质，其中包括理性能力，也就是自由地设定目的的能力。但人性只是理性设定一般目的的能力，人格性则是特指理性设定道德目的的能力。人性与人格虽然都具有双重性，但人性还属于此岸世界，而人格则通过人格性跨入了彼岸世界。如果没有人格或人格性，人与动物的区别仍然只在于人是“高级动物”，而不具神圣性和崇高性。目的公式中的“人格中的人性”应该指把行动者的本体设立道德目的的能力考虑在内的人性，是一种从两界统一来看的人性，或者说，是一种具有完善化的可能性的人性。所以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有两类目的，第一类目的是一般的目的，即主观目的或相对目的；另一类目的是单凭理性给予的目的，即客观目的或绝对目的，又叫作“自在的目的本身”，这类目的没有掺杂感性的东西，具有绝对价值，所以这样一类的客观目的是对所有的理性存在者都有效的。人格中的人性一方面具有设定道德目的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能够将自�

简介：对于悲剧的本质,古代亚里士多德有所谓的＂过失说＂,近代黑格尔的＂伦理冲突论＂、叔本华的＂意志原罪＂、尼采的＂酒神精神＂说,都曾经盛极一时,还有的人对悲剧的必然性从命运观和外在的偶然性来解释,但这些都经不起具体悲剧作品的检验。本文在对所有上述观点质疑之后,从几部典型的悲剧作品出发,尝试将悲剧主角的行为分为被动的悲剧行为和主动的悲剧行为,从中归纳出悲剧的普遍规律,并指出,被动的悲剧行为在更高层次上被归结为主动的悲剧行为,悲剧必然性不是不存在,也不是外在于人的神秘力量,更不在于人自身的过失或弱点,而恰恰是人身上的有价值的东西由于人的自由意志而导致的自我毁灭,这种必然性是一种最高级的必然性即自由本身的必然性。悲剧人物处在特定的＂悲剧困境＂中,由于执着于自己的意志而导致不幸的结局。本文最后澄清了对悲剧必然性常见的几种误解,并探讨了各种悲剧学说对苦难意义的理解。

简介：路·德·福斯和彼得·琼格斯在本文中分别讨论了黑格尔的“理性”概念和“信仰”概念。福斯认为,黑格尔的“理性”概念是耶拿时期在谢林的影响之下开始提出并成为哲学的主题的,他后来的逻辑学和哲学都是关于理性的科学,只不过前者陈述的是理性本身,而后者陈述的是理性的现实性。琼格斯认为,黑格尔的“信仰”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具有一种否定性含义,指的是一种直接的、主观的认其为真,它与间接的、客观的知性认知相对立;在《宗教哲学讲演录》中,它开始获得一种中性含义,即指精神的见证,它是信徒与信仰根据之间的中介。

简介：在词源学和哲学的视角下,文章首先分析和引证了＂gemein＂为什么会是＂下流的＂＂无耻的＂,阐述了没有个性和下流无耻的关系。文章力图借助词源学的方法揭示出,杰出就是意味着对起规范作用的边界进行挑战和游戏;而真正的天才总是可能冒着被时代误解的风险。

简介：康德的直观理论是由感性直观、想象力和智性直观三个层次构成的。直观在第一批判和第三批判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实践理性批判》和其他道德哲学的著作中,康德明确拒斥了直观的作用,这种拒斥集中体现在《实践理性批判》的分析论中。然而直观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仍然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发挥着作用,即康德借助于类比和象征,用可直观之物来表现不可直观之物。从象征的角度也可以理解康德提出的＂德性义务的图型＂这一看似自相矛盾的概念。

简介：康德在论及纯粹理性的法规时,提到了理性纯粹运用的＂最高目的＂和＂最后目的＂,但未给出明确的界定。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康德此处论及的理性纯粹运用的＂最高目的＂并不在于人的德行（德性）与幸福,而在于推出意志的自由、灵魂的不朽与上帝的存在;与此密切相关,理性纯粹运用的＂最后目的＂也并不在于人的德福相称或统一（＂圆善＂意义上的至善）,而在于由人的意志颁布无条件地有效的道德法则或命令。康德指出,意志自由这一＂最高目的＂确保了人的理性能够为意志颁布道德法则,换言之,意志自由是道德法则的直接的＂存在根据＂;灵魂不朽这个＂最高目的＂担保人的行为能够自觉遵守道德法则的要求（出于对法则的义务而展开行动,做自己应该做的、不是配不上幸福的事情）;上帝存在这个＂最高目的＂则担保人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之后能够享受到配得上德行的幸福,即给人的德行（作为原因）以幸福的结果。＂最后目的＂则是为人的实践提供普遍的道德法则。

简介：情感问题是康德道德哲学中一个既重要又常常被忽略的问题,本文致力于对康德道德哲学中的情感进行一个全面的挖掘、整理和阐释,并为情感在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角色给出一个合理的定位。基于康德道德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康德道德哲学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道德形而上学的酝酿阶段、奠基阶段、完成阶段和“应用及扩展”阶段。在酝酿阶段,康德的道德哲学尚未成熟,哈奇森和卢梭先后对康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面三个阶段都属于成熟阶段,在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里,康德道德哲学的目标各不相同,与此相应,每个阶段都有一种主要类型的情感被突出出来,服务于该阶段的目标。与此相应,成熟时期的康德道德哲学中有三类情感,即作为动机的道德情感、支持性的道德情感和道德目的论下的非道德情感。作为动机的道德情感主要是敬重感;支持性的道德情感包含良知、爱、同情和友谊;而道德目的论下的非道德情感又包含三类:其一为本身与道德情感相类似的非道德情感,比如审美情感和宗教上的虔敬;其二为本身具有两面性的非道德情感,比如荣誉感;其三是本身在道德上为负面的非道德情感,比如权力欲和激情。

简介：先天综合判断的第三者问题是康德先验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纯粹审美判断作为先天综合判断,其第三者问题同样是康德先验哲学中一个重要且合理的问题。但是,学界对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关于纯粹审美判断的演绎所做的研究往往忽视了纯粹审美判断的第三者问题。研究表明,审美共通感是联结纯粹审美判断的主词和谓词的第三者,是赋予纯粹审美判断普遍必然性的先天根据。因而,可以将纯粹审美判断的演绎理解成是针对审美共通感所做的演绎。在纯粹审美判断的演绎中,审美共通感的地位是基础性的,因此,它在纯粹审美判断的演绎中发挥的作用就不仅仅是功能性的,更是发挥着主导性作用。

简介：本文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笛卡尔哲学开端的分析出发,梳理出二者对笛卡尔前提的批判观点,并试图证明二者的批判实则将笛卡尔开端中的“我思”理解为独立奠定表象世界秩序的反思性实体。面对误解,笛卡尔的文本足以为自己辩护。“我思故我在”是一个有限且不完满的开端,文章通过论证这一开端的有限性,“我在”和由此构建的表象世界的真实性,试图说明笛卡尔对自我的发现及这一发现的意义,并就笛卡尔所建构的表象世界的真实性对海德格尔的批评做出回应。

简介：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以隐喻的方式提出了两种国家政治模式,即机械模式和有机体模式,这种隐喻并非单纯着眼于修辞学上的效果,而是着眼于其哲学上的造型功能,甚至是哲学思考和言说的本质。后世哲学中的＂概念隐喻＂在康德这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以帮助建构他自己全新的哲学思考。类比思维不只是达到语言效果的一种辅助手段,而且是正规的哲学思维方式,它表达的是无法用逻辑规则来限定的哲学思想。图型法和象征论在康德那里是把概念和直观联结起来的两种不同的方式,虽然后者被当作前者的补充,为的是在涉及理性概念（理念）时补知性范畴（概念）的图型之不足,但它本身也成为建构一个超越于认识论之上的哲学领域（实践哲学和美学及目的论）所必不可少的枢纽,它在理知世界的原则无法使自己显现为直观的情况下,以现象上可了解的方式得到了描述。类比法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已被采用了;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则以类比的＂模型＂代替了＂图型＂的作用;而在《判断力批判》中,有机体和自组织的概念为政治哲学中的那些理念提供了实在性的证据和理论的支持。康德在自然机械产物、人工制品（艺术品）和有机体之间所做的区别使政治实体在等级上凌驾于自然物之上,并通过将有机生命的合目的性原理转用于政治体制方面,而论证了民主共和体制对于专制独裁体制的优越性,而这种优越性并不在于那种外在表面的政治形式,而在于内在的精神实质。康德的身体政治学也不同于古代由一部分（头脑或心灵）支配其他部分（肢体）的身体政治学,而是主张每个平等的成员都先于国家,而国家同时也先于每个成员,它既不是回归古代的整体主义,也不是后现代的极端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而是指向现代共和主义的进步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