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非暴力不杀生、慈悲、众生平等、无情有性是佛教伦理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命题,体现了佛教自然伦理的逻辑内涵和体系特点。＂不杀生＂居佛教戒律之首,属于消极的非暴力,其内在的＂慈悲＂精神属于积极的非暴力,其伦理学基础是＂众生平等＂,体现了宗教伦理、社会伦理和自然伦理的统一。＂无情有性＂在众生平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了道德关怀空间。佛教伦理以服从自然律、以自然万物为关怀对象和顺乎自然的无中心,突显了自然伦理的本质特征。不杀生和慈悲基于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众生之间的同情,与现代环境伦理学的个体主义和仁慈主义相通;众生平等和无情有性以对生命共同体和自然界的道德关怀,与现代环境伦理学的整体主义和自然主义相通。佛教自然伦理以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仁慈与自然的统一、学理与实践的统一,为现代环境伦理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简介：李猛的《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自2015年出版以来在学界受到广泛关注和评论。该书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就具体论题而言,该书讨论的是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之形成的关系,但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则涉及古今中西之辩。该书还集中讨论了现代人生活的本质特征,以及人们是如何走向这种生活的问题。同时,该书对于是否＂回归古典＂等当下热点话题做出了清晰回答,认为回归古典是需要慎重和商榷的。

简介：改造自然界不能缺失道德考量，但道德考量又不能仅仅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为基本准则，必须另辟蹊径。改造自然界是人的存在方式，其本质是不断超越现有而指向未来，直面人的理想价值追求，因而其道德属性不在于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实然性，而在于其本身内在蕴含的超越现实的人之为人的应然性。承认改造自然界实践活动的道德本质是人存在本质和价值理想追求的呈现及证明，才能真正担保改造自然界的道德合理性与生态正当性，既避免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不负责任，又防止人们对自然界的滥用。

简介：从人与自然和谐的视阈透视生命伦理便形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命伦理之维。人与自然和谐具有三重内涵，一是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的自然界”与人的和谐；二是作为生成人身体的生物链的自然与人的和谐；三是“作为人自身身体的自然”与人的和谐。随着科学技术包括基因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传统和谐状况遭到严峻的挑战，环境伦理问题日益凸显，进而导致大量的物种锐减，并且使得许多物种濒临灭亡；基因技术和人工生殖技术的发展与运用也隐含双重悖论：为了彻底地提高人类生命和人类文明的质量，必须对“自然人”进行彻底的改良；而一旦对人实现彻底的改良，这是否蕴涵一种“善良的”强制和“德性的恐怖”？这样，人与自然和谐不仅具有生命伦理意蕴，而且具有生命伦理价值。

简介：区别于自由意志主义者,罗尔斯和运气平等派认为正义的空间不仅关涉某些直接的人类行为,而且关涉这些行为的起始背景对不同人造成的不平等影响,因此社会体制应该积极地干预自然不平等。托马斯·内格尔以不平等的责任归属为根据质疑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如果自然不平等主要是由自然而不是社会因素造成的,那么把减轻它的义务加给社会就不合理地扩张了正义的规范边界。但是内格尔没有看到这里不应该夸大自然的力量,很多所谓的自然不平等的背后都深藏着社会体制的不公正影响,正义因此要求社会承担减轻这种不平等的义务。

简介：效用主义作为一种后果论是具有目的性的，这与人性相符合。新自然主义进一步认为，人类不但具有目的性，并且还意识到他们的目的性。统合效用主义对伦理学的研究使用决策论的方法。决策论的描述一规范的双重性使得跨越实然／应然之鸿沟成为可能。生存、进步和繁荣是人类追求的目标，这是“实然”；这一目标也是人们所应当追求的，这是“应然”。

简介：自然界是一个资源宝库,但它不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因此,如何实现自然资源的公正分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分配正义问题。在环境危机愈演愈烈的时代背景下,当代人类借助于＂环境正义＂这一伦理概念将其追求分配正义的道德价值观念进一步延伸到自然环境领域,并在追求代内环境正义和代际环境正义的名义下表达他们的分配正义诉求。

简介：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的之间的划分界限在哪里？这个问题在西方法理学界被长期地予以关注和讨论。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已经形成了自然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哈特作为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创始人，既坚持实证主义法学传统，主张法律和道德分离，又承认法律和道德之间具有偶然联系的事实，提出了最低限度自然法思想。研究哈特提出自然法思想的因由，明确最低限度自然法思想的内涵，对我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简介：康德的自然观一直受到广泛误解，“人是创造的终极目的”这一命题被认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典型代表，他的二元论哲学框架也被指责为人与自然对立的罪魁祸首。然而人们只注意到康德对理性主体的高举，却忽视了他在美学和历史哲学中关于“自然主体性”的阐发；在其中，自然不但不是僵死的、对象性的东西，而且被认为在人之成为人的过程中以及在人类历史进程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康德所努力探索的是一种现代版的“天人合一”蓝图，使得自然科学和人类自由都得以保全。

简介：墨子的政治伦理是先秦思想界的一种独特存在。他从自然哲学入手，最后又回到自然哲学。这是先秦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其主要内容包括：以“天志”和“明鬼”为自然哲学基础；以泛道德主义“兼爱”和“非攻”为社会道德规范；以“尚贤”和“尚同”为政治伦理制度保障原则。墨子的政治伦理一直强调无差别、无等级的功利主义，没有实现个体道德价值的突破，也没有实现政治伦理的超越，最终走向了式微和衰落。

简介：传统的心灵哲学只关注对心灵的求真性研究,而不关注对心灵的价值性研究。美国哲学家弗拉纳根打破常规,基于自己对心灵哲学元哲学问题的反思和理解,把幸福等价值性问题纳入到心灵哲学的研究视野当中,发起并推进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心灵哲学＂转向＂。弗拉纳根把他对幸福的自然化研究称作＂幸福学＂,幸福学的研究方法是他所谓的＂神经现象学＂的方法。他利用＂幸福学＂和＂神经现象学＂对当前幸福的脑科学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反思,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形而上学问题。弗拉纳根的工作是一次＂将幸福自然化＂的尝试,这既为我们理解幸福提供了新的维度,也为当前陷入困境的自然主义注入了新的动力。

简介：人际伦理观下的资源物权立法的理论与实践局限，导致了人与资源的紧张关系。资源物权立法应凸现生态伦理观的价值取向，并具体贯彻生态限制、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利用、环境权限制以及强化资源物权的生态义务等原则。加强生态伦理观的价值取向在我国资源物权立法中的渗透力度，确立有关资源物权立法的一般生态原则，为防止生态伦理成为生态乌托邦，特别应将资源物权的生态义务类型化、内化。

简介：公权力是国家社会维持社会秩序所必需。公权力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是合理配置资源。但公权力配置资源并不必然合理,腐败就是公权力配置资源的不合理现象。这就形成了公权力配置资源的二律背反。实际上,腐败早已蕴涵在公权力的私人性和增值性之中。因此,公权力配置资源是私有制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无奈的选择。

简介：亚里士多德指出，德性是那些值得称赞的品质，人的德性就是既使得一个人好又使得他出色地完成他的活动的品质。我们认为，公民德性是指公民为了实现人的价值、追求幸福生活和实现社会的善，正确行使一国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和履行宪法规定的基本义务而应具备的优秀品质和能力，这些品质和能力体现在道德、理智和实践三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德性资源，这些德性资源对今天的公民道德建设和公民德性培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简介：<正>“对学生进行数学教育是不是道德基础和道德原则教育?”起初我回答说,数学内容本身,数学的逻辑精确性趋向以及概念和结论的确定性,无疑会激起正直与诚实的内在要求。其次,教师本身酷爱课题,会使他去积极培养学生类似的感情,同时也向他们指明了认识的乐趣,以及掌握了认识定量法的人类理智的能力。教师这种积极性在道德上是深刻的,以致于我们不由得参与到形成学生道德基础的过程中去了。我的老师A·R·辛欣曾讲:钻研数学科学必然会在青年人身上循序渐进地培养出许多道德色彩明显,并进而能够成为其主要品德因素的特点。在数学教育所形成的特征中,辛欣指出了真诚、正直、坚韧和勇敢四点。人们都明白,数学教师是不可能搞欺骗的,任何自高自大和

简介：池田大作从哲学的高度深刻认识幸福,把幸福区分为“相对的幸福”与“绝对的幸福”,而只有人类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绝对的幸福.并指出唯有通过教育,完成人的自我建设,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于是,他用最大的力量发展创价教育事业,从幼稚园到大学研究生教育实践其人本教育思想,经过四十载的发展,构建起人本教育的思想体系,丰富了教育思想的宝库.具体来说,一是他揭示了教育的使命是为了民众的幸福与和平；二是指出教育的任务是要培养学生谋求人类幸福的人格；三是探索了一系列促进人类幸福的人本教育方法.

简介：西方国家的宗教教育非常活跃，并行使某种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能。西方国家的宗教教育在对国民进行道德熏陶和政治控制，培养公民的民族精神和社会信仰，调和阶级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以及解决公民日常的思想问题和精神困惑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借鉴意义。

简介：对于步入老龄化社会的美国,如何在卫生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既能满足老年人的医疗卫生需求又能不损代际公正,美国学者Lamm、Daniels、Callahan和Churchill分别提出了功利主义、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出自同情的正义这四种分配正义观。这四种分配正义观各有其理论得失,它们对于同样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当今中国有着深刻的现实启示,即老龄化社会卫生资源分配正义应秉持尊重老年人的基本立场、保持同一性正义与差异性正义的协同、诉诸相关制度安排的合理性以及个人的道德理性。

简介：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分别以培养好人和好公民为目标，二者在学术传统、教育内容、教学方式和教育时段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然而，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之间的差异并不能切断二者之间“天然的联系”。在现代社会，必须同时推行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而不是以一者取代另一者。“替代论”的问题在于未能全面把握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之间的差异与共生关系。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之间的差异根源于二者理论基础的转向而导致的道德基础的差异。这一差异使得二者对于德性尤其是对于公民德性的理解产生分歧。解决的路径在于证成二者道德基础的同源性，从而使道德教育成为公民教育的基础，使公民教育成为道德教育的保障。由此，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将在差异中实现共生，共同引导个体以其理性去批判和反思何谓美好生活以及如何追寻美好生活。

简介：<正>马来西亚《星洲日报》1988年4月20日:目前,大多数专家都主张父母对少年儿童进行性教育,使他们从小就有正确的性观点,对身心均有益处。然而,专家认为,对儿童的性教育应分阶段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