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Savage于1954年提出"确定事件原则"这一概念,Tversky和Slafir(1992)通过实验发现,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过程中,会出现违背确定事件原则的现象,并把这种现象称为"分离效应"。尽管已经有很多对于二次赌博中分离效应的机制研究并产生很多分歧,但对于囚徒困境范式中是否存在分离效应以及其机制并没有一致的结果。本文对囚徒困境中的分离效应进行了验证性实验,虽然整体结果上与Shafir与Tversky(1992)的结论相吻合,但被试专业背景对结果有显著效应。同时,按照Lambdin和Burdsal(2007)对分离效应的操作定义,结果发现分离效应没有出现,文章对其原因进行了讨论。
简介:采用Stunkard等人编制的9点女性体形评定图片,使用排序法、评分法、评估法以及选美和选搭档的情景题目,对女性体形、吸引力与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各种方法一致发现吸引力与能力均和体形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但最具能力的体形和最具吸引力的体形并不一致,人们倾向认为偏瘦体形人物最具吸引力,但中等体形人物能力最强,存在分离现象.此外,女性虽不能正确知觉男性眼中最有吸引力的体形,但能正确知觉男性眼中最有能力的体形.本研究进一步发现,男性的分配观念可为女性不惜牺牲能力评价而热衷减肥的行为提供一定的解释.本研究的结果有助于人们认清体形吸引力与体形所展现出来的能力的分离关系,帮助女性更加理性地认识自己的体形.同时,该研究结果还可为有效减少女性盲目减肥提供科学依据.
简介:青春期是异性交往的敏感期,性生理和性心理的不断成熟,使得众多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在两性面前显得困惑和手足无措。因此,对这些涉世未深的男女青少年给予异性交往的正确
简介:本实验选取大学生被试共78名,运用“重复囚徒困境”范式对于社会合作决策进行研究,以无明确线索条件下合作一背叛的两难问题为实验任务,引入正负性情绪变量,考察不同情绪在合作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实验发现:(1)不同情绪唤起对于被试合作得分与信任水平得分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当被唤起积极情绪时,被试的合作水平较高,当被唤起消极情绪时则相反。(2)2不同的计算机合作应对策略对于被试合作得分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合作信任得分有显著影响,当对手采用TFT策略时,被试的合作信任水平较高,当对手采用随机策略时则相反。(3)不同情绪唤起和计算机应对策略对被试的合作得分与信任得分都有显著影响,且两者间存在交互作用。结果表明:个体的合作行为及信任水平受到所唤起情绪和计算机应对策略的共同影响。
简介:在多重系统理论研究基础上,运用即时反馈训练范式,以大学生为被试,考查相关维度数量对基于规则和信息整合两种结构的类别学习的影响。结果表明:(1)相关维度数量是影响类别学习的重要因素,基于规则单维度结构的学习显著优于信息整合结构和基于规则双维度结构的学习,基于规则双维度结构的学习与信息整合结构的学习没有显著差异。(2)反应策略受到规则复杂性的影响,当类别结构中隐含的规则比较简单时,学习者使用规则策略;当类别结构中隐含的规则比较复杂时,学习者难以掌握规则,就会使用相似性策略。研究结果支持"难度观",而不支持多重系统理论。
简介:通过对576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技术考察亲子依恋、分离-个体化对大学生自我同一性状态的影响中自我不一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亲子依恋除对同一性获得状态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外,主要通过自我不一致的中介作用对同一性获得状态和早闭状态产生正向影响,对扩散状态产生负向影响;(2)自我不一致在分离-个体化对同一性状态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积极分离-个体化负向预测自我不一致,消极分离-个体化正向预测自我不一致,进而以自我不一致为中介对同一性状态产生影响;(3)亲子依恋依次通过分离-个体化、自我不一致的中介作用对同一性获得状态、早闭状态和扩散状态产生较强影响。
简介:公共资源两难的根本问题是个人经济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矛盾。一些人为了追逐个人利益最大,过度获取公共资源,走向"公共的悲剧",或不愿为公共资源作出贡献,"搭便车"现象流行。传统的研究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探讨公共资源两难博弈行为的机制,用"贪婪"来解释"搭便车"现象,并根据强化理论以奖励和惩罚作为主要对策。但是,这种理性经济人观点忽视了人的社会动机。实际上,公共资源两难博弈是一个社会互动的过程,人的社会心理因素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方法论上有必要从社会人(Homosocius)的人性观来进行分析。本文在当前的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分析了公共资源两难博弈行为的动机模式,从社会学习理论出发,提出了公共资源两难管理的社会学习过程和动机释放机制。
简介:心理应对方式的研究是西方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们认为,在应付生活中的压力、紧张、灾难等情况时,人们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即对生活中的压力、紧张等问题给予解决,从而减轻这些问题可能给人带来的消极影响。诸如改变别人的意见,制定计划并按计划执行,坚持自己的见解并按照自己的意见不屈不挠地工作,直到达到目的为止,都是解决问题的策略;另一种是调节情绪的应对方式,这种应对方式的特点是不改变生活引起的压力、紧张等问题的本身,而是通过改变自己的情感或对问题的看法,接受并正视问题的存在,使之不会产生或产生较少的消极影响。人们通常使用的调节情绪的应对方法包括从积极的角度待人待事,寻求和接受他人的同情与理解;或者忘掉引起紧张和压力的事情本身。研究者们对这两种应对方式在解决生活压力和身心健康中所起的中介作用、心理应对方式与外界环境的相互作用、心理应对方式的变化及使用心理应对方式的个性特点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至于这两种心理应对方式的心理机制是什么,它们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还是文化教育薰陶的结果,则还未引起这一领域的学者的注意。我们中国人在应付生活的压力、紧张等问题时是否也采取了这两种方式,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入手,结合西方心理学研究中的两种应对方式,对中国人应对生活中的压力、紧张、疾病、灾难等问题的应对方式进行初步的分析,并对文化因素在心理应对中的作用作一些粗浅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