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土家族土司铜铃舞作为宗教祭祀仪式舞蹈的一种,从一个侧面直接体现了土家族的文化特质。在土司统治时期,铜铃舞可能被看作是土司用来教化土民的工具,但从民间演绎这种舞蹈活动的分析可以发现,铜铃舞是土家族身份认同、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明清时期是土家族土司统治兴盛时期,在土司制度下,土家族铜铃舞在表演程序、表演内容、表演语境、叙述方式等方面都保留了浓厚的本民族特色,并带有强烈的祭祀性。宗教祭祀在土家族地区民众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铜铃舞几乎伴随着土家族整个历史,这也是土司行政权力所不能代替的。以铜铃舞表演场地为中心的精神空间虚拟性地存在于土家族地区,并且不同程度地拥有其无形的影响,这种行为在祭祀仪式中往往使人容易进入痴迷状态,这就是学者们常说的阈限阶段。铜铃舞是土家族原始宗教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其之探究,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
简介:在德国古典法哲学发展史上,费希特最早明确地提出了法权演绎的学说。他基于知识学的立场,在《自然法权基础》中明确地对相互承认学说进行哲学的演绎和证明,论证了个体想要获得自由,必须是建立在对于自身之外的他者的承认基础上。并且,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对于权利的哲学证明,即,如果不能够承认自身之外他者的存在,就无法进入到法权关系之中。这种基于相互承认的法权演绎学说,不仅揭示了自由概念在德国古典哲学家笔下的社会结构,突破了从个体角度界定自由的尝试,而且也将这种社会结构或者共同体结构纳入到了权利概念的内部。但在《自然法权基础》中,费希特并没有完成这一相互承认的权利学说的构造,相互承认并未真正地建立起来。这导致了柏林时期费希特基于神圣理念对于相互承认学说的改造,产生了有关基督教共同体的学说,并最终导致法权演绎学说的消逝。但从总体来看,费希特提出的相互承认及其基础上的法权演绎学说为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基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共产主义学说提供了哲学上的出发点,从而使相互承认及其基础上的法权学说具有了时代的生命力,并由此也为现代权利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
简介:法律与信访都是底层环境抗争的基本工具,但中国民众更青睐于后者,甚至形成了“信访不信法”的格局。这种局面的产生既源自无讼社会的文化基因,也受司法困境的现实驱动。而蓬莱19-3溢油事件后,渔民的行为逻辑具有鲜明的“信法不信访”特征。这种格局的产生具有特定的社会机制,一是普通渔民不懂信访,二是农村精英对信访困境具有深度反思,三是源自对参照群体的比较,四是依法抗争保证了抗争维权的合法性。研究表明,“信法不信访”的格局并非因为渔民法律意识高,但它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青天思想的淡化与消弭,有利于法治社会建设的推进。当前,需要创造适宜的社会机制,引导“信访不信法”向“信法不信访”转型。在此,推进司法改革与司法独立尤为迫切。
简介:一般而言,广泛存在于华北地区的民间庙会往往被视为乡土民众进行神圣实践的重要文化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围绕庙宇而形成的"灵验"叙事深刻影响着民众的敬神观念与信仰认知,并直接作用于民间庙会活动的神圣运作方式。当然,灵验并非民众实施神圣运作行为的唯一指向,其背后还蕴藏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内涵。不仅如此,民间庙会的灵验逻辑与神圣运作行为的互通,也使得地方化的民俗传统不断加强和深化。以鲁南枣庄千山头农历九月十二庙会为例,借助对庙会现场的田野深描,可以发现,民间庙会的"操持者"特别注重对有形神圣空间与无形神圣时间的氛围营造,而"香客"从神圣观念的产生再到具体的神圣行为展示,则体现出了庙会灵验逻辑的构建具备一定的"自组织"特征。
简介:目前关于中国在非投资的研究呈现为西方中心主义、以中国为中心、全球体系三类视角的叙事格局,而有关非洲本土历史的视角较少。为此,本文基于坦桑尼亚一家中资企业及所在剑麻产业的发展历史,深入分析了该公司的运作逻辑中受到的当地剑麻发展历史的影响。本文认为,中国资本"走出去"的过程也是嵌入东道国当地历史的过程,中国资本延续了坦桑尼亚剑麻产业百年来形成的基本范式,体现在生产经营方式的选择、劳动力短缺的应对和资本的积累方式三个维度。虽然中国资本带来了一些新的元素,但没有结构性改变,因为坦桑尼亚剑麻产业基本范式的背后是始于殖民时期并一直持续的西方国家主导下的"中心—外围"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简介:参与式扶贫和协同式扶贫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扶贫模式。参与式扶贫源于西方发展理论,强调扶贫对象的参与。由于其存在着理论上的瑕疵和实践上的"久扶不脱贫"的贫困治理困境,发展进程极为缓慢,逐渐被协同式扶贫所取代。协同式扶贫是一种理想的扶贫模式,强调扶贫主体的多元化、扶贫目标的一致性、扶贫系统的开放性、扶贫过程的动态性和扶贫行动的合作性。无论从扶贫主体、扶贫内容还是扶贫方式来看,协同式扶贫与参与式扶贫相比,均有其自身的优势。协同式扶贫在扶贫过程中有利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现行的精准扶贫将逐渐走向协同式精准扶贫。实现协同式精准扶贫,需要扶贫信息的协同、扶贫制度的协同、扶贫文化的协同和良好社会资本的培育。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精准扶贫的协同效应,实现贫困治理绩效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