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特殊性,应尽可能减少对其适用刑罚措施,这一观念已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收容教养制度作为针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所适用的＂一种保护性教育管束措施＂,从性质上看,应属于非刑罚化的保护处分措施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环节。我国收容教养制度自上世纪50年代起发展至今,虽然早已由《刑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为国家法律制度,但在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如立法价值取向存在偏颇、立法缺乏系统的规范体系、合法性问题尚待解决、实体规定上存在诸多缺失和不足、程序设置上缺乏对未成年人的有效保障以及执行方式落后且缺乏后续督导等。重构我国的收容教养制度,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势在必行。

简介：青年话语失序是社会转型发展过程必然出现的一种话语现象,具体说来就是青年话语在社会变迁中所呈现出＂泛娱乐化＂＂泛功利化＂＂泛西方化＂之话语形态。重构青年话语秩序,必须通过加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引导青年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引导青年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化青年成长环境,培育青年良好的社会心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话语变迁,营造有序和谐的青年话语生态环境。

简介：公共管理是当前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随着国际学术界的推动和国内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完善。它已发展成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理论体系和制度框架，特别是经过一些发达国家和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实践检验，该理论日益成为全球化背景下行政体制改革的主导理论，传统意义上的公共行政逐步向公共管理迈进。因此，传统行政管理理论体系中的核心价值取向同样受到冲击和影响，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情况下，积极探讨提炼公共管理理论体系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完善该理论并深化其指导意义的必要过程。

简介：任何一个团体或组织功能的持续实现,都需要根据时代变迁不断创新载体和路径。自1949年以来,共青团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通例架构和组织形态,体现出政治功能、社会功能、经济功能＂三位一体＂的总体性功能。在大数据时代,党的历史方位变化促使共青团组织功能加快调整,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趋势考验着共青团的引领功能,移动互联带来的一系列加速变迁对共青团产生全方位挑战。组织重构对于共青团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共青团重构基层组织的探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大数据时代推动组织形态创新,必然要体现＂青年在哪里,团组织就建在哪里＂＂青年的需求,就是共青团的追求＂＂让青年遇见共青团＂等基本原则。

简介：伴随参与文化发展、虚假新闻泛滥、网络舆情频发、大学生高度活跃的社会发展情势,大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问题成为教育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其面临的社会冲击与潜在风险越发严重。文章通过对媒介素养、新媒介素养和网络媒介素养等理论梳理与概念辨析,考察与建构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的能力体系。结合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现状与当前教育的突出问题,从培育主体协同联动、培育载体科学高效、培育方式多元有效等多重视角,进行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的培育机制建设。

简介：法国社会党是西欧社会党中有重要影响的政党,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后期长期执政.去年,该党在总统和立法选举中严重受挫,丢失政权.今年5月16至18日,该党召开了第73届代表大会.在此次党代会上及围绕着会议的筹备、召开,社会党进行了深刻反思,对纲领政策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施.从党代会的情况看,该党的调整取得初步成效,但其发展前景仍面临不少困难.

简介：“政法一条龙”工作机制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经历了思想萌芽与制度初现、确立与发展、成熟与完善三个阶段。公检法司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政法一条龙”一直坚持的原则。本文在回顾“政法一条龙”历史的基础上，总结相关经验，反思其不足，进而提出完善建议。

简介：2001年5月26日,由俄罗斯9个右翼政党和运动合并而成的右翼力量联盟召开统一代表大会.5月26日的俄罗斯电子版发表大会代表费·米·布尔拉茨基致代表大会的信,题目为.这封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俄罗斯自由派几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简介：美国学者彼得·拉特兰在美刊《现代史》第98卷总第627期(1999年4月)发表文章《反思1989年革命》，从西方学者的角度对苏东剧变及剧变以来各国的发展作了重新思考。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简介：霍米·巴巴目前是美国哈佛大学人文中心安尼·罗森伯格讲座教授。他于1997年出版的专著《文化的定位》成为后殖民文化批评的重要经典之一。2009年国外新出版的研究其思想理论的论文集就有若干部，

简介：＂网络犹如一把双刃剑＂,在给人们提供便捷、自由的舆论空间平台的同时,也为不法之徒散布虚假信息提供了渠道。因网络独有的高隐匿性、快传播性、强扩散性,使得网络诽谤罪比传统诽谤罪的社会危害性更大。201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网络诽谤罪进行了规制。但在司法实践中,网络诽谤罪的认定存在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一方面,法官徘徊于罪与非罪的认定两难境地,造成法院判决的＂冰火两重天＂,不利于名誉权的保护;另一方面,法官的客观化认定趋向,致使涉及公权的案件有扩大之嫌,不利于言论自由的发展。因此,在网络空间下,法官只有借鉴其它国家或地区的＂真实恶意＂原则,从偏重客观认定转向主观认定,并对涉及公权与私权的网络言论区分对待,通过重构网络诽谤罪司法认定的价值理念、认定方式及认定路径等方式,限制刑法的介入,给予网络言论自由更大的容忍度及保护度,从而平衡言论自由与名誉权的保护。

简介：二战后，“非洲社会主义”成为流行的模式登上非洲社会舞台。由于非洲社会主义国家既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又面临严峻的现实，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照搬别国社会主义经验模式，既缺乏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也没能全面把握社会主义的实质，同时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刀切的问题。因此流派纷呈的“非洲社会主义”不仅没把握住经济规律发展生产力，也没能给广大人民带来实惠，更没改变非洲落后的文化面貌。所以这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坎坷曲折的历程。

简介：1994-2002年连续执政的荷兰工党，与此时欧洲其他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一样在践行着“第三条道路”。荷兰工党由于身处荷兰协商、妥协的传统中，选择了共识民主的道路，即所谓的“圩田模式”。以“圩田模式”为理论指导，执政后的荷兰工党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调整扣变革，使荷兰摆脱了困扰多年的“荷兰病”，创造了所谓的“荷兰奇迹”。然而，由于在2002扣2006年的大选中连续失利，荷兰工党不得不对“圩田模式”进行了必要的理论反思与调整，力争东山再起。

简介：奥运会在中国的地位要远远高于其在西方的地位,理由是中国人将其看作一种严肃的工作,奥运会从而丧失了其游戏的价值。在非游戏的领域,中国人又将奥运会视为一种可以补充儒学文化短板的文化佐料。中国人热捧奥运会还出于证明自己的国家性身份的诉求,中国人可以借助它表达自己的存在感。奥运会自身的酒神精神则有效地填补了中国人放弃激情式生活的非健康的价值选择。中国体育人在新时期以来历届奥运会上的光鲜表现,已经成为构建中国式大国形象的招牌动作。奥运会本身就充满了表演的内涵,中国体育人借助奥运会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展示自身的个体形象。

简介：历史已经迈向一个新的世纪、新的千年，在这世纪之交、千年之交之际，我们不妨回头俯瞰一下社会主义运动的先人们是如何跨越从19世纪到20世纪那个门槛的，比较一下当初和今天社会主义运动的状况和经验教训，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提供借鉴。

简介：对＂青马工程＂十年来的大量实践探索进行回顾,梳理了＂青马工程＂对大学生的积极影响,总结了形成的培养体系及其特点。为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开展＂青马工程＂,分析了当前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及原因,提出了准确把握目标定位、建立规范标准化培养体系等方面的对策。

简介：本文就学生针对教师的极端校网暴力事件进行了教育的反思，主要从三方面讨论了校园暴力和教育对策。从学生发展的角度来看，需要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发展特点，并且要处理好教育与学生发展的关系。从教师发展的角度来看，重点关注教师的专业化发展，以及树立和维护教师的威信。从师生关系的角度来看，师生冲突与学生的暴力行为有关，师生需要积极应对冲突，关键还在于构建和谐理性的师生关系，才能建设和谐校园和平安校园。

简介：流动青年的城市融入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北京市社区青年汇通过在社区关系、朋友关系和同事关系方面重构流动青年的社会关系网络,有效地推进了流动青年的城市融入,对流动青年的生活和工作空间拓展、城市身份塑造、价值观的现代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目前这种关系网络还具有一定的脆弱性,需要在与城市融入的互动过程中不断维持和强化。

简介：亨廷顿和福山提出的“政治衰败”概念存在着结构欠缺的问题，应当进行重构。概念结构应当由基本层次、第二层次和操作层次构成，三个层次分别对应实在论、本体论和因果论的理论。“政治衰败”以“权力失序”为本质属性，是一种不同权力之间可以随意且无障碍地进行相互转化的政治变迁形态；其基本层次存在结构性的“政体隐患”和过程性的“权力互斗”两个原因变量；其第二层次分别由政治权力内部失衡、政经关系失序、社会政治参与失控，以及权力主体高能动、公共规则失灵两组维度构成；其操作层次由16个有助于展示和分析因果机制的定性指标构成。

简介：自从西雅图事件在1999年底爆发以来，国际学界就贸易自由化与人权保护关系展开多起且前后长达十年之久的跨国且跨学科论战。该论战不仅表明经济全球化之争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而且预示全球贸易自由化已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不过，在多边贸易体制晚近转型的主流叙事即“从政治到法律”的语境下，论争双方都只把贸易与人权论战定格为一种“制度关系”之争而不去发掘相关制度转型背后内在知识结构的重构，既无法准确理解贸易与人权关系的性质，又没有合理定位人权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应有功能，因而未能给两者关系指明出路。即便如此，这场论战给拥有世界第一大贸易与人口规模的我国以深刻启示：全面认识贸易自由化对人权保护的影响并重新定位人权在当代社会中的基本功能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