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儿童最大利益的理念是芬兰社会对少年司法的整体思考。社会福利机构、社会工作者和家外安置机构等社会力量参与少年司法，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福利模式。少年司法福利模式的目的在于帮助和满足触法少年及其家庭需要，而不是惩罚。同时，刑事司法系统在处理少年触法案件时也呈现出福利化趋向。

简介：性犯罪未成年犯近年来呈现出一些新情况、新特点,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性犯罪未成年犯具有法律意识淡薄、学习成绩较差、很早有性体验、上网时间较长等行为表现。关爱＂萌动＂心理少年,关心＂不良＂行为少年,关注＂弱势＂成长少年,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利于减少和预防未成年人性犯罪的发生。

简介：列宁在苏俄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提出了关于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思想。他认为,无产阶级应该认清农村社会的阶级分化;建立良好的农村社会秩序;保障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这一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启示。

简介：随着中韩两国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对比中韩两国未成年人法制发现，韩国青少年法注重对未成年人刑事处罚程序的调查和心理保护程序，而我国只有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行政处罚制度和程序。借鉴韩国少年立法和未成年人保护制度的经验，我国应引入韩国“触法少年”、“虞犯少年”和“犯罪少年”的概念，规范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概念和相对应的司法保护制度；并按照立法设想，制定我国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发展的专门的少年法。

简介：编者按2012年10月13—14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中心举办的“国际安全与世界秩序再思考：中国的角色”研讨会在北京达园宾馆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共中央党校、武汉大学、国防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单位的60多位学者与会。本刊刊载部分与会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简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来源于英美法系的品格证据。在国外，社会调查员一般由专职利会工作者担任。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社会调查有两种形式：一是外聘型，即由社会团体来担当社垂调查主体，二是内聘型，即由法院来担当社会调查主体。时下，理论界对法院、检方、辩方、社圣组织承担社会调查主体都存在着一定争议。笔者认为，在当下控辩审的诉讼结构中，赞成暂由法蹋内部、合议庭成员之外人员组成社会调查主体。具体来说，在法院内部成立独立建制的社会调查豆办公室，选聘专职的社会调查员来担当社会调查的主要主体。这种暂行性的主体模式，随着司法倒革的进行。可逐渐转由社会组织担任。在这种情形下，建立我国社会调查主体应在选任资格、经黉保障、介入时间、调查对象四个方面进行考量。同时，要对专职社会调查员进行必要的管理和培训以保障队伍质量和调查水平，为做到调查的客观性、完整性，建议以调查表格的形式，取代主观，“比较强的调查报告，在相对独立的量刑阶段予以出示，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询，避免审判人员先入爿主的价值判断，保障社会调查报告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简介：少年司法制度是一个国家法治进步和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改革和完善少年司法制度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方面。本文初步分析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现状，提出建立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总体框架，完善少年司法制度的法律基础，完善少年司法制度的各个环节，改善少年司法从业人员的素质，恰当处理少年司法制度与其他社会制度的关系，构建我国少年司法配套工作体系，加强调查研究，借鉴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和先进理念等完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对策与建议。

简介：目前，全国各地普遍依托社区矫正工作的整体框架，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积极探索，但在制度建设和实践工作中都存在着诸多不足。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在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的法律体系、矫正项目、适用比例及范围等内容提出完善建议，以期降低未成年犯罪人的再犯罪率，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简介：社区矫正的引入给未成年犯罪社会化处遏带来了新的契机。依托社区矫正工作的整体框架，各地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无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存在诸多不足，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深入进行。鉴于此，笔者认为在充分肯定对未成年人进行社区矫正必要性的前提下，应在已有的矫正工作经验基础上，从对未成年犯的处遏观念、法律法规体系、适用比例及矫正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只有如此才能实现理想的矫正效果。

简介：随社会的转型和快速发展,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障碍和精神卫生问题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和公共卫生研究课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本文详细分析了当前我国儿童青少年精神卫生的总体状况、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的危害和成因、当前儿童青少年精神卫生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共青团开展相关工作的对策建议。

简介：2012年我国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增加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一章,这是实践经验的升华,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对新刑诉法第270条中＂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的理解是难点,应当根据侦查阶段、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不同作出相应的解释;第267、268、270条的理解存在歧义,可以通过恰当解释加以消除;第73、83、91条规定的强制措施适用于未成年人时各有特点,值得探讨。

简介：未成年人犯罪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犯罪的量刑特征，体现在以惩罚为辅、教育为主的特殊保护原则，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特殊保护方针以及量刑情节规范化的特殊要求。针对非监禁刑适用种类单一、未成年犯人身危险程度评价机制缺乏等问题，需要更加深入细致地完善量刑措施。

简介：“镇关西”郑屠是《水浒传》中一个臭名昭著的恶人，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其实际上是作者为渲染主人公鲁达而设置的铺垫人物，以他们的“恶”和英雄除暴安良的行为来衬托主人公的正义感和英雄气概。从社会现实来看，郑屠是名副其实的一个“恶霸”，在当今社会我们称之为“恶势力”，正如我国《刑法》第294条中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描述：“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这类人也许是法律如是表述的原型。

简介：从我国少年刑事司法的现状看，少年司法保护的法律框架存在先综合治理后司法保障、附属于一般刑事立法、立法体系的分散性与非系统化的问题。少年刑事司法应确立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重在教育的理念。在此理念指引下，我国少年刑事司法相关制度的构建应当包括：在社会调查之外丰富人格评定方法；增设审前转处程序，赋予少年法庭受理案件的筛选权；借鉴复原司法模式的合理内涵，对被害人因素给予充分关注；建立适合未成年犯身心特点的社区矫正机制。

简介：我国未成年人审判制度已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在我国未成年人审判机构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探索出许多新的审判工作机制。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未成年人审判制度有关改革探索做了肯定，但我国的未成年人审判制度改革仍面临着理念与现实交织的二重困境。如何在检讨地方法院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全国统一的未成年人审判制度，仍是今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

简介：中国法学会在山东烟台举行的全国法学研究成果应用转化工作经验交流会上透露，法学会年内将出台相应办法，以促进法学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繁荣法学研究。

简介：拜人民为师，深入基层抓调研，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功和必修课。2009年和2011年，上饶市两次当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评选结果出来后，宣传部门本打算浓墨重彩地加以宣传，可通过对部分市民的调研，我把这个宣传计划给撤销了。因为在调研中，有些市民告诉我：“我们月工资才干把元，离‘幸福’二字还远着呢。”面对这一民声，我开始重新审视发展的差距，先后召开了多个座谈会，把宣传评选结果的精力，投入到为老百姓谋大事、干实事中来，将上饶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这正好与省十三次党代会所提出的“建设富裕和谐秀姜江西”的目标不谋而合。

简介：自1971年基辛格访华、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关关系走过了40年的历程。经过40年的接触、对话、协商、合作、矛盾、分歧、斗争和有时的对抗，中美两国对彼此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建立了一定程度的战略互信，形成了包括可以坦率表达不同、应对不同的相对成熟的关系。冷战后，中美关系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两国间还存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民主、人权、台湾、涉藏、汇率、知识产权保护、贸易、南海等方面的矛盾分歧．两国内还有一些人对对方存在深深的怀疑甚至敌视，两国关系有时也出现波折；另一方面，中美两国也存在一些共同的利益。中美关系现在和今后最大的使命和挑战就是两国是否能够真正建立对双边关系这一道路、方向和模式的共识，能否在实践上建立这样的关系，两国各界能否正确处理和解决建立这种合作关系所面临的问题、困难和障碍。为了两国长期的利益和民众的意愿，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及发展，中美两国应竭尽努力，在21世纪建立和发展“新型大国合作关系”。

简介：从最近几年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总量增加，且呈现低龄化趋势；从犯罪类型来看，暴力化趋势也很明显。对比韩国也是如此，但我国更为严重。其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未成年人生理发育加速，而心理发育、尤其是认知能力没有跟上；二是交际范围扩大。而交际环境、尤其是不良文化腐蚀加大；三是环境影响加深，而消极因素、尤其是暴力文化沉疴泛起；四是教育日益重视，但导向有误、尤其家庭教育偏废严重；五是人口流动加剧，城市化加速，但管理没有相应跟上。因此，要加大少年立法工作，在未成年人司法领域，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同时，要继续坚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原则，让全社会齐抓共管。

简介：随着中国少年立法工作的发展，少年审判组织的创新，建立少年法院成为少年审判发展的必然，少年法院具有其他少年审判组织所不具有的优越性。同时，上海良好的法制环境、上海少年“司法一条龙”和“社会一条龙”配套体系的运行，以及上海的人口、经济、科技及交通等方面所具有的条件，促使在上海建立少年法院成为可能。此外，上海立法、审判等部门的不断探索和重视，上海少年审判组织的稳步发展，上海少年司法工作的健全和落实等方面条件的成熟，为建立少年法院提供了内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