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已成一门"显学",且对相关研究、安全现实与安全政策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国40年(1978-2017年)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整体上历经了酝酿与显现、阐释与呼吁、反思与深化、建构与拓展的过程;研究内容丰富且不断出新,逐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类型;与国家决策的关系呈现"被忽视——边缘性——中心圈"的发展轨迹;研究驱动包括学理驱动、技术驱动、事件驱动、政策驱动和环境驱动;形成了涵盖组织机构、学生培养、知识传播、政策咨询和学术网络的制度化研究态势。在学术上具备了学派与学科的自觉,推动了安全思想的"范式转型"与"安全文明"的重塑,在政策上牵引着安全治理实践更加综合化与国际化。然而,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体系还未形成,专业性、科学性、国际性不足,未来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在全球安全的研究格局、元问题与分析框架、理论体系与学派自觉、方法论与量化研究、议题深究与国际对话上有新的持续推进。
简介: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并未重创中国经济,反而加快了中国的崛起速度。一方面,中国正在迅速拉开与诸强之间的实力差距;另一方面,中国正在有效缩小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中国的持续快速崛起使中国面临一个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和周边安全环境,各类安全问题不断发生,安全压力不断增加。中国对各类国际安全问题采取何种态度与政策,主要取决这些问题本身的性质。如果用重要性与紧迫性两个变量来对中国的安全问题进行分类,那么中国的安全问题就可以被分为高重要性和高紧迫性、高重要性和低紧迫性、低重要性和高紧迫性、低重要性和低紧迫性等四个类别。未来中国外交需要在韬晦和有为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与自身实力地位相称的作用。中国应逐步调整对外政策原则,并提出有利于国际稳定的政策主张,包括在安全事务上突出“有所作为”;以“责权力相一致”为国际安全制度改革的总体原则,以提高效率为改革方向;提倡内外合作缓解动荡。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诞生,意味着中国外交调整的“机会之窗”已经打开。中国外交应当与时俱进,在国际安全领域贡献更多的“公共品”,发挥更大的作用。
简介:战争性质变化、全球化发展以及冷战结束导致安全关注焦点逐渐转向人类安全.2003年和2004年的两次全球性大规模传染病,再次将人类安全的重要性呈现在人们面前.但由于"人类安全"这一概念过于宽泛而且含糊,决定了它不能真正成为一项国际通行的外交指导原则和学术研究范式,而只能在有限的意义上成为外交政策制定的一项参照和学术研究的一个思考方面.也正是这一原因,人类安全成为部分国家和国际组织寻求某些目的的有效工具.鉴于人类安全观存在的重大政治与伦理困难,真正符合国际社会几乎所有国家安全需求的安全观念或许应当是中国所倡导的"新安全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