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族性是族类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质,是形成族类群体认同的纽带。族性认同是族类群体形成认知和行动一致性的基础,凭借动员的环节,族性及族性认同被带入政治场域,参与资源和权力的分配,并因循不同的政治行动呈现出族际关系、族类群体与国家关系、族类群体与国际关系的复杂交织和震荡联动,在不同的时空表现出不同的态势和影响。当族类群体的政治行动超出有序范围,以暴力、骚乱、恐怖行动、屠杀、清洗、武装冲突和分裂运动等形式出现时,便给相关群体带来恐惧与伤害,给社会和国家带来失序与动荡,甚至会危及国家主权和地区、国际的政治关系与秩序。族性安全,是指因族性动员而对人的生命、社会秩序、国家主权、国际关系等是否产生威胁或损害的状态。族性转化为安全议题需要以认同为基础、以动员为条件、以信念为支持,并在一定的族际结构中发生,因而需要族性认同、政治动员、民族主义、离散政治等理论的诠释。族性安全的研究范式可分为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
简介:生态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具普遍性的存在性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问题都与生态问题有关,文化也不例外。当全球进入"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时代的时候,国家文化安全现代性构成了关于国家文化安全认知系统的新生态特征。文化生态安全是这一现代性的表征。文化生态构成的多重二元结构是文化生态安全构成的结构方式。内部性与外部性文化关系冲突是引发文化生态危机和国家文化安全危机的原因。塑造良好的外部文化环境和内部文化环境是维护和实现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文化生态保障。文化多样性是文化生态的存在形态与结构样式,是文化生态平衡的重要保障机制,文化多样性安全是文化生态安全实现的前提。中国要实现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必须在保护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安全的同时,实现从单一时空领域里的文化安全走向系统整体范畴的文化安全,在生态文明系统整体安全观的基础上,建构国家文化安全现代性的新认知系统。
简介:国际政治中的角色身份与利益认知是在社会性交往互动中被不断建构的产物。在以“主权零死亡时代”为核心特征的洛克体系文化成熟阶段,单纯的权力转移已不再构成体系内大国间安全困境的原因。不论是崛起国,还是守成国,其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对体系主导观念的认知决定了其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又决定了战略手段的选择,并最终在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建构出不同的社会性关系与互动模式。权力转移进程中,大国间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是如何形成的?通过对其成因的分析,能否为避免敌意螺旋的生成提供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对权力转移进程中出现的“想象的安全困境”成因分析发现: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并不存在现实的生存竞争,但却可能由于经济领域同质化竞争而产生族群排他性负面意象的敌意投射,并在对声望和荣誉的追求基础上形成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敌意螺旋。从崛起国战略谋划的角度出发,选择“联系性崛起战略”往往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非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选择“变位性崛起战略”则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简介:北极安全是北极治理的重要内容。随着人类进军北极步伐的加快,北极安全治理面临国家利益导向制约、治理理念与行动滞后、国际安全与全球安全考量不足等问题。引入共同安全理论视角,能够回应北极本身安全、区域整体安全及其向外辐射的国际安全与全球安全影响的共同安全属性要求,深化对北极共同安全问题的认识。探讨北极共同安全治理议题的主要类别及其特征,强化当前以北极自然环境与人文生态安全议题为基础、以北极能源与航道安全议题为重点、以北冰洋沿岸国家的国家安全议题为补充的北极共同安全核心议题分析,有利于防止北极陷入共同安全困境,推动北极安全治理进程,实现北极的长期稳定、开放与安全。
简介:随着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和韩国宣布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曾一度进入蜜月期的中韩关系急转直下。这也说明中韩关系存在很大的脆弱性,极易受到消极因素的影响而恶化。目前来看,比较严重的热点有两个:"萨德"导弹部署问题和中韩渔业纠纷问题。"萨德"导弹问题涉及东北亚的安全结构和中韩两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与利益。渔业纠纷的实质是两国的海域划界问题,但现实中不断加剧的冲突正在进一步将两国关系推向对立。如果我们把中韩关系急转直下当作一个危机的话,这场危机存在继续恶化的可能,大有将两国推向证实敌对状态危机(JustificationofHostilityCrisis)的趋势。因此,中韩两国对这两个问题的理解和回应措施已经成为目前决定中韩关系未来走向的关键因素。中韩需要从国际法和危机管理的角度来正视并处理该问题,避免问题恶化对中韩关系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
简介:随着大量复杂多变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以“非军事性”为特征的“资源性”安全困境日益凸显,冲击着各国政府及跨国组织的现有安全政策和安全合作机制,传统安全共同体难以应对新的挑战。文章通过对安全共同体理论的反思,提出了建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设想,对其特征、类型、动力、建构路径等进娜讨,并对多边主义进行了新的理论扩展。非传统安全共同体强调国家间面对共有威胁时的共同命运,提倡“类安全”意义上的联合与共享,是消解“资源性”安全困境的有效途径。“和合主义”以“优态共存”“共享安全”“安全共治”为核心范畴,是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价值前提,“多元多边合作”是建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最佳方案。同时,积极参与全球、区域、次区域等各层次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建构,也是中国践行“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路径。
简介:随着军事航天技术迅速发展,太空军事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太空军事化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导弹和反导弹系统的矛盾较量和卫星与反卫星武器的矛盾较量.这两对矛盾不断激化而且相互交错,构成了未来发生“太空战争”的主要物质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导弹与反导弹系统的矛盾斗争就已开始,特别是在60年代中期,美苏展开了旨在“确保相互摧毁”的以洲际核弹道导弹为中心的军备竞赛.为了应对进攻性洲际弹道核导弹的发展,美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继开始研制和部署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导弹与反导弹系统的矛盾较量从冷战时期-直延续下来,直至2017年“萨德”入韩在相关大国间引起激烈争端.1957年苏联发射第-颗人造卫星后,美苏迅速开始研制和发射军事卫星,卫星与反卫星武器的矛盾斗争也随之开始.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的军事卫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致这场战争被称为“最初的太空战争”.太空是在新科技革命强力驱动下发生深刻变化的国际安全战略新空间、新领域,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关乎国家安全顶层设计的太空军事战略课题.
简介:美日同盟是美国维持亚太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日双方已然意识到原有的同盟框架难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为此,美日通过制订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强化美日同盟,加强双方在全球范围内的安全合作。然而,美日安全合作同时也面临着质疑与否定,在美日两国内,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对美日同盟的争论。未来美日安全合作将如何发展,不仅取决于日本的安全感知,更取决于美国在国内国际新形势下将会采取的战略。由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一以贯之的对日负面认知,使得日本政府和国民对于特朗普的对日政策不抱期待。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并不会撤走驻日美军,更不会让美日同盟解体,同时,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并不反对自由贸易,其反对的是无法贯彻其意志的自由贸易。因此,在特朗普总统任期中,其特有的个性和自信,将会使未来美国的对日政策打上"特式"烙印,这为美日关系的发展增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美日同盟可能面临新的危机。
简介: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导致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却未很好地反映这种变化趋势,以金砖国家为首的新兴变革力量开始登上国际安全治理的舞台。然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逆全球化的盛行使金砖国家内部的贸易势头减弱;美联储加息、投资干预政策以及政局动荡和经济疲弱等因素使金砖国家面临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减少的压力;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给金砖国家能源安全合作带来困扰;金融安全合作进展缓慢。基于此,金砖国家应继续深化各领域的改革,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为金砖国家的安全合作夯实基础;加快相互之间的发展战略对接,以提升金砖国家的安全合作水平;通过加强沟通与协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丰富金砖国家安全合作的内涵。
简介:南海地区国家如何在主权纠纷未获解决的情况下开展区域安全治理及实现南海和平、稳定,这至今仍是一个尚未找到答案的问题。南海地区现有的区域安全治理理念、制度安排及其实践效果与地区国家实现南海和平、稳定的共同愿景之间还有不少落差。归根结底,这与中国、东盟与美国之间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及由此产生的互信不足、缺失有关。南海区域安全治理的核心内容应聚焦于中国、东盟与美国之间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及互信关系的建立,而致力于缓解与消除地区行为体“恐惧”心理与建立身份、角色认同的“安全共同体”在理论上有可能为实现南海安全塑造一条理想的路径。南海“安全共同体”在理论上虽与“安全共同体”相通,但它不强调一个集体身份的建立,而寻求在地区现有安全态势基础上致力于中国、东盟与美国等主要行为体之间信任关系与身份、角色认同的确立。惟此,南海地区建立“安全共同体”的标志———“和平变革可靠性预期”的条件才有可能得以成熟。
简介:2016年7月的未遂政变是葛兰运动和正发党关系彻底决裂的标志和政治权力斗争的顶峰。两者关系历史呈现戏剧性演变:最初面对参与政治的相似机遇与挑战。葛兰运动和正发党分别选择社会伊斯兰和政治伊斯兰两条不同发展路径,此后因应对国家机构中根深蒂固的世俗势力的共同威胁而携手合作,世俗主义共同对手衰落后又因政治权力争夺反目成仇,最终正发党确立了政治伊斯兰的霸权地位。葛兰运动与正发党关系从结盟到决斗的历程.促进了土耳其社会的伊斯兰回潮以及政治秩序的伊斯兰化,实现伊斯兰运动内部发展的道路统一,同时突破了凯末尔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坚守的“监护式民主”威权统治框架,推进土耳其政治民主化进程。另一方面,伊斯兰运动内部及其与世俗主义的权力争斗,将民主运行机制工具化,侵蚀了民主制度的法治基础,最终加剧土耳其伊斯兰民主模式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