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目前,中国在经济领域已成功融入国际体系。正面临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融合,其难度和复杂性均在增加。中国等新兴大国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的最大障碍来自美国。美国需要调整心态,改变1945年以来的一些基本外交思想和原则。同时,中国也应该对国际意识形态体系做出自己的贡献。
简介:大致从2007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再度执政并推行“新奥斯曼主义”政策以来,泛突厥主义获得新动力,相对于之前的泛突厥主义进程(1991年至2005年间),类似现象或可称为“新泛突厥主义”。2009年,土耳其明确以“新奥斯曼主义”作为治国和外交方略,其实是对之前政策的确认,而泛突厥主义正是“新奥斯曼主义”意识形态兼容的部分。与此前相比,土耳其与中亚、高加索相关各国互动更加频繁,中亚、高加索各国积极配合,各方合作水平提升;初步具备了机制化的合作平台,进行突厥语国家的多边合作。土耳其政治家不仅用“新奥斯曼主义”凝聚国民,也在争夺中亚、高加索的“大牌局”中,获得地缘文明、地缘政治优势,其影响不断扩大,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现在,俄罗斯、西方国家和土耳其在东欧和中东的激烈争夺必将影响中亚形势,而中亚地区与中国国家安全紧密相关。泛突厥主义也会给中国带来意识形态一文化的挑战、甚至安全威胁。因此,必须深入观察其动态和趋势并积极应对。
简介:一直以来,佛教所强调的是“忍耐原则”与“和平主义”。但是在斯里兰卡,大多数的僧伽罗佛教徒却信奉族群中心主义,有时候甚至是暴力主义。僧伽罗佛教国家主义者强调斯里兰卡是一个佛教国家,僧伽罗佛教徒是国家中唯一合法的族群身份,如果赋予其他宗教以平等地位,那么斯里兰卡将会变为一个世俗国家。本文认为,如果这一根植于僧伽罗佛教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日益制度化为国家政策,那么斯里兰卡的族群冲突可能会重新爆发。斯里兰卡的国家意识形态赋予了僧伽罗佛教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并将其对少数宗教族群的歧视、排斥与镇压加以合法化,这将进一步妨碍国家政治的改革进程。
简介:自菲律宾于2013年1月提起仲裁程序以来,南海仲裁案成为国内外媒体追踪报道的热点话题。查明国际主流媒体关于此案的报道情况。梳理其常用报道手法,界定报道中常见的事实错误,比较总结其与中国官方媒体的对抗焦点,显然有助于我国在最终裁决出台后做好关于该案的外宣工作。2013—2015年间域外主流媒体报道情况的调查研究表明,它们共采取了先声夺人、片面报道、曲解事实等八种报道手法,存在中国主张整个南海的主权等八个常见事实错误,与中国官方媒体在案件起因、中方立场政策合法性等六个方面存在直接的观点对抗。国际主流媒体对该案的报道具有明显的主观性、片面性、误导性,影响国际社会对案件形成客观认知。严重削弱了我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国际话语表达。我国宜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基本原则,积极采取必要和适当措施,加强该案的外宣工作,努力将该案对我国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简介:东南亚国家从威权走向民主的政治发展之路曲折动荡,面临宪政民主、经济增长、分配公平、民族和解等诸多艰巨任务,这条路各国走得不尽相同,但是,一个大致相似的经历是,民粹主义是其间影响最为广泛和冲击最为强烈的政治考验。东南亚民粹主义涵盖了该地区普遍存在的各种大众政治现象及其背后的精英政治,它在民主的躁动中萌发,在精英的博弈中成型,展现出3个层面的形态,一是强调分配正义的福利导向,二是突显阶级政治的左翼色彩,三是基于政治竞争与生存安全的策略选择。相比于欧美和拉美,东南亚可谓民粹主义的新发地,有着丰富的本土体验与独特的区域特色,东南亚民粹主义的整体性视域有助于探索该地区的政治共性与民粹主义区域特质。
简介:当今网络空间已成为人类生存的新空间、发展的新驱动和安全的新领域以及大国拓展国家利益、输出意识形态和建立战略优势的新载体,因此也成为大国竞争的新高地.大国网络竞争体现了新时代的新特点,中国作为重要的竞争方,既介于竞争之中,又深受竞争影响.大国网络竞争涉及多领域、多层面和多维度,主要围绕网络话语权和网络治理权展开,话语权是外在表现,核心是治理权以及由此延伸的主导权.大国网络竞争对中国网络安全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技术、战术层面上升到政治、战略层面,对中国网络安全以及整体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急剧上升.对中国来说,在网络空间领域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利用好机遇、应对好挑战是筹划网络安全战略的重中之重.未来中国网络安全战略选择聚焦于破解以下四个问题,即树立什么样的网络安全理念、选择什么样的网络安全应对手段、提升什么样的网络安全能力、如何进行网络安全治理.在很大程度上,解答了这四个重要问题,等于找到了有效维护中国网络安全的正确路径.
简介:随着网络空间的迅速扩张及其对社会各领域的全面渗透,网络空间不断增长的财富、战略价值以及世界经济社会运行对网络空间的深度依赖,使网络空间整体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网络安全已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又一全球性公共问题。网络安全问题虽然属于国家安全范畴内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但国家对于安全的偏好没有改变,对安全追求的逻辑路径依旧。从理论的角度看,由于体系压力以及国家对于安全的追求,国家会选择制衡的战略,但在现实中,制衡经常缺位或迟到。受到非传统安全环境影响,地缘战略中分而治之、领土补偿、加强军备、联盟以及平衡手的存在等制衡方式和作用、意义同时发生了变化。细分到网络安全领域,沟通机制的不同、威慑效果不同、行为体的多样、行为判断的困难等特殊性,导致在网络安全领域,国家选择追随或合作将成为更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