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话语权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执政要素之一。作为亚太政治焦点的南海问题既是领海和资源的实利之争,也已成为关系国际道义、国家形象的话语权之争。本文梳理了南海问题及相关新闻话语研究现状：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播学、语言学和国际关系等学科交叉领域;研究的不足之处：有些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不足;缺少关于东盟非争端国的南海政策及话语研究;对于中国南海维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研究较少;对＂南海机遇论＂关注不够;对互联网新媒体如微信、微博的在南海问题上的传播研究关注不够。创新南海问题新闻话语和舆论研究的方式方法有新闻话语分析和舆论风险管理研究等。以新闻话语为理论工具来分析东盟媒体有关南海问题的新闻舆论,有助于中国应对在南海领土争端上所面临的话语权问题;在学术价值方面可检验和验证新闻话语理论,并丰富南海问题的研究方法和视角。

简介：安全化理论是哥本哈根学派的核心理论,尽管它提出话语在安全化中具有核心作用,但是对于话语在安全化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却缺乏详尽系统的阐述和解释。鉴于哥本哈根学派在这个方面论述的缺失,一个基于＂话语操控＂的安全化理论分析框架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安全化过程中话语的作用机制做出较为系统和具体的阐述。此理论分析框架把安全化过程中的＂言语行为＂或＂话语实践＂具体操作化为话语突显、话语框定和话语定位三个变量,即安全化行为主体通过这三个变量的话语操控手段或过程来实现对某一问题安全化程度高低的控制。首先,为了使某个问题具有较高的安全化程度,安全化行为主体通过话语突显使问题得到较高的公众关注度,从而有助于问题被纳入安全议事日程之中。其次,获得公众对问题的关注度之后,安全化行为主体就需要通过话语框定对问题的性质、严重性和解决方案等予以界定和阐明,以进一步塑造公众对问题的认知图式并能动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最后,通过话语定位对相关方进行定位以确定各自职责并确立其行为,不同的定位会产生不同的权利和职责,进而使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差异。

简介：＂航行自由＂本是国际海洋法的一项基本准则,然而近年来＂航行自由＂却成为美国精心包装下用以渲染南海地区＂中国威胁＂并借机在周边海域实施军事寻衅的政治话语,沦为美国借以防范中国海上力量崛起、实现海洋霸权护持的舆论工具。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的恶意炒作,不仅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及南海地区安全造成损害,由此凸显的中美关于南海＂航行自由＂的论争也成为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症结。在美国幕后台前都推动南海局势升温的过程中,中国在现实困境的倒逼下逐步形成了对＂航行自由＂话语较系统的认知理解,对从西方传来的＂航行自由＂话语经历了由谨慎怀疑到逐渐接纳的态度转变,在话语使用上也从被动反应开始向主动应对的姿态变化,体现出中国政府在话语表达上走向自信与成熟。中美关于南海＂航行自由＂的论争表面上是话语的比拼,其背后是海权和利益的角逐,中国应保持和加强与美国在各个层次上的战略对话以管控双方分歧,就＂航行自由＂话语拓展共识和寻求合作。中国或可考虑通过对＂航行自由＂话语内涵的再建构推动南海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机制构建并体现大国胸怀。

简介：对当今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而言,互联网安全已成为一个利益攸关的重要议题,但该领域国际共识和国际规则严重缺失,这与持续加剧的互联网安全威胁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中国,互联网治理日益成为关乎国家安全的政策焦点,同时也是参与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建构互联网国际规则的话语能力直接影响着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建立和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但目前中国对该领域话语策略的学术与政策研究仍严重缺失。当前,对互联网国际规则之制度理念的应然性研究仍显不足,关于中国在该领域对外传播话语策略的探讨更是近乎空白。互联网国际规则的缺失本质上源于互联网信息自由带来的收益与政府信息管控对此种收益的限制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由于日益严峻的互联网安全形势正逐渐打破互联网信息自由与政府信息管控之间原有的平衡,加之全球化趋势将世界各国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该领域国际规则的建构开始具备现实的可能性。鉴于传播话语在规则建构的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公共安全为切入点赢得国际共识、提升中国在互联网全球治理中的话语能力和制度性话语权就成为中国政策制定机构和宣传机构在通过对外传播推进互联网国际规则建构时应采取的话语策略。

简介：阿富汗局势深刻影响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安全与经济发展。在美国、北约从阿撤军后,阿富汗安全形势可能出现不稳定,上合组织应当更大限度地参与阿富汗问题。如果没有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参与,从经济、文化等领域推动阿富汗参与区域合作,阿富汗将难以彻底解决稳定与发展问题。目前虽然上合组织对阿富汗问题的整体介入力度不大,但是各成员国已经通过双边渠道不同程度地加入了阿富汗战后重建工作。以此为基础,上合组织应当加强政治外交上的协调作用、与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展开协作、以基础设施的建设作为参与阿富汗建设的重点内容,充分发挥阿富汗在区域经济交通中的枢纽作用。

简介：弗兰克宗教哲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认为神完全属于实在领域,而与客观现实有原则上的亦即范畴上的区别,甚至在客观现实这个概念最广泛的意义上,即把超世界的现实都包括在内的意义上,也不能将其纳入客观现实的内容。

简介：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俄远东地区开发，特别是中国东北与其在贸易互通和道路相连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珲春一哈桑一罗津一符拉迪沃斯托克经济运输通道已经形成，俄罗斯扎鲁比诺港作为中国东北地区借港出海的核心通道口，联通了韩国釜山港和东南亚港口；同江大桥、黑龙江大桥开工兴建，远东滨海1号、2号国际交通走廊建设合作即将启动，为我国这个区域提供了对外开放与合作的物流便利。同样，俄罗斯提出西伯利亚大铁路扩容与改造计划，不仅为中国提供了合作机会，而且将提升整个远东地区的现代化建设。

简介：族性是族类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质,是形成族类群体认同的纽带。族性认同是族类群体形成认知和行动一致性的基础,凭借动员的环节,族性及族性认同被带入政治场域,参与资源和权力的分配,并因循不同的政治行动呈现出族际关系、族类群体与国家关系、族类群体与国际关系的复杂交织和震荡联动,在不同的时空表现出不同的态势和影响。当族类群体的政治行动超出有序范围,以暴力、骚乱、恐怖行动、屠杀、清洗、武装冲突和分裂运动等形式出现时,便给相关群体带来恐惧与伤害,给社会和国家带来失序与动荡,甚至会危及国家主权和地区、国际的政治关系与秩序。族性安全,是指因族性动员而对人的生命、社会秩序、国家主权、国际关系等是否产生威胁或损害的状态。族性转化为安全议题需要以认同为基础、以动员为条件、以信念为支持,并在一定的族际结构中发生,因而需要族性认同、政治动员、民族主义、离散政治等理论的诠释。族性安全的研究范式可分为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

简介：本文试图通过综合分析、历史比较等研究方法，旨在解析中国海权的深刻内涵。中国海权的核心和精髓在于威慑性。相对美国全球战略而言．亚太是其东线战略的前沿，中国则是其看防的重点。美遏制中国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将中国围困在其东线以内，不能经东海、南海，前出太平洋、印度洋。中国海权始终着眼于和平战略目标。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合作背景下，中国陆海文明塑造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渐入人心。在以“称霸”为特质的西方海权观面前，“海上丝绸之路”所彰显的“海洋和谐观”无疑将成为引领世界、走向全球的主流思维。

简介：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在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中始终都把进攻性现实主义摆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以至于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进攻性现实主义政策。在这种政策之下，美国不仅在世界各地大肆扩张势力范围，粗暴干预他国内政，而且还不时发动战争，从而造成世界局势的不稳与动荡。这种现象无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后冷战时期都是如此。

简介：在藏传佛教与上座部佛教中,比丘尼的传戒体系早已中断。由于许多佛教女性主义运动者推动重建比丘尼僧团,从1996年起东南亚国家逐渐产生了自称比丘尼僧团的团体。不过,那些自称比丘尼的女修行者,在戒律、社会和法律上的认可还算是有一些问题。泰国虽然有了恢复比丘尼僧团运动,但不是全国的八戒白衣母（MeaChee）都出来支持这个提议,许多八戒白衣母愿意保留自己原来的身份,而不受比丘尼戒。复兴比丘尼传戒的意义与影响可能与两性平等没有很大的关系。本文将从社会与泰国文化上的两性概念探讨两性平等问题,探讨泰国文化母系社会本身是否有两性不平等问题存在,南传佛教界里没有比丘尼是否意味着存在两性不平等;比丘尼的复兴是否解决了泰国佛教女性出家的形象问题;泰国佛教女修行者在身份上、形式上和精神上的出家意识。所有这些都值得探讨。

简介：生态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具普遍性的存在性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问题都与生态问题有关,文化也不例外。当全球进入＂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时代的时候,国家文化安全现代性构成了关于国家文化安全认知系统的新生态特征。文化生态安全是这一现代性的表征。文化生态构成的多重二元结构是文化生态安全构成的结构方式。内部性与外部性文化关系冲突是引发文化生态危机和国家文化安全危机的原因。塑造良好的外部文化环境和内部文化环境是维护和实现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文化生态保障。文化多样性是文化生态的存在形态与结构样式,是文化生态平衡的重要保障机制,文化多样性安全是文化生态安全实现的前提。中国要实现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必须在保护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安全的同时,实现从单一时空领域里的文化安全走向系统整体范畴的文化安全,在生态文明系统整体安全观的基础上,建构国家文化安全现代性的新认知系统。

简介：逊尼派—什叶派教派矛盾上升是2011年中东变局爆发以来中东地区出现的最重要趋势之一。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逊尼派—什叶派教派矛盾成为沙特—伊朗在波斯湾、中东地区进行地缘政治斗争的意识形态工具。2012年穆兄会政府在埃及上台后,中东逊尼派政府分化为相互竞争的萨拉菲、穆兄会政府两派,中东教派政治格局由'逊尼派—什叶派'二分格局演变为'穆兄会—萨拉菲—什叶派'三分格局。与此同时,产生于特定历史背景之下的'伊斯兰国'等定叛萨拉菲主义团体在部分地区和国际势力的有意扶持下崛起,进一步激化了中东地区伊斯兰教内部教派矛盾。

简介：尽管印度并非米尔斯海默所界定的大国,但并不妨碍印度在对外关系中采取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外交策略.从历史传统来看,印度主要采取借势战略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策略.借势战略之所以成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策略,不仅在于其为获取权力服务,还在于特别重视军事能力的准备与运用.通过审慎分析可以发现,借势战略的收益受诸多变量的影响,其中尤以地缘优劣、国家能力强弱权力权重、国际制度、队友考量、目标或非目标等影响最为突出.印度与美日海洋安全互动正是其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借势战略策略的运用,在该借势战略框架中印度为施动者,针对目标为中国,借势对象为美国、日本,收益目标包括安全发展与权力,手段则重视军事能力的准备与扩张.正是基于借势战略,印度与美日的海洋安全互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尤其在推动印太地缘政治形态、共同应对中国的海洋“挑战”多边联合军演制度化、军事装备与技术贸易等方面令人印象深刻.不过,根据借势战略收益的框架进行分析,印度与美日海洋安全互动的借势战略收益是复杂的,大致可以分为正向收益、不确定性收益和负向收益.于中国而言,对印度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策略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并做好相关防范.

简介：此文旨在根据南海形势最新动态，探索最为务实的争端解决机制，搭建一个由借两岸合作寻求南海问题突破、将海洋环境安全作为南海合作的驱动力、将渔业合作作为解决南海争端的起点、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海洋治理的框架、以思维转化引领政策和研究的方向五个维度组成的争端解决模式。为决策者与学者提出了一些建议，并探讨了在解决海洋争端的过程中将国际关系和国际法融合在一起的跨学科视角的可行性，为寻求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进献绵薄之力。

简介：国际政治中的角色身份与利益认知是在社会性交往互动中被不断建构的产物。在以“主权零死亡时代”为核心特征的洛克体系文化成熟阶段，单纯的权力转移已不再构成体系内大国间安全困境的原因。不论是崛起国，还是守成国，其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对体系主导观念的认知决定了其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又决定了战略手段的选择，并最终在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建构出不同的社会性关系与互动模式。权力转移进程中，大国间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是如何形成的？通过对其成因的分析，能否为避免敌意螺旋的生成提供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对权力转移进程中出现的“想象的安全困境”成因分析发现：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并不存在现实的生存竞争，但却可能由于经济领域同质化竞争而产生族群排他性负面意象的敌意投射，并在对声望和荣誉的追求基础上形成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敌意螺旋。从崛起国战略谋划的角度出发，选择“联系性崛起战略”往往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非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选择“变位性崛起战略”则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简介：族性是影响多民族国家安全及其族际政治走向的关键变量。它既能促进族际政治整合、维护国家安全、有助于民族国家建构,也能导致族际政治冲突、危及国家安全、阻碍民族国家建构。以＂族性＂为分析视角,通过对尼日利亚与印度尼西亚民族国家建构历程的梳理及其族际政治问题的比较,其共性特征包括：族际政治问题的分析单位是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问题虽然发生在现实中的多民族国家,却往往带有深刻的历史根源;政治与文化边界的重叠是族际政治问题产生的逻辑起点;国内不同民族群体无法得到平等公正对待是导致族际政治问题的核心因素;军事专政和腐败会增加族际政治问题的风险和国家安全的不确定性。解决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问题、确保国家安全的关键在于如何让一个在历史上和观念中都不曾存在的国家民族能够超越族性分界而被成功建构。结合两国国情提出应对策略：寻找重叠共识,建构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国族共同体;借鉴差异政治和差别公民权利思想,探寻积极回应不同民族群体正当利益诉求、实现各族人民成果共享、利益均沾的政治制度、体制和机制;消除军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惩治腐败;探索包容促进多语言、多宗教和谐相处的民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