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我国政府经济管理工作的主线。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因在于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传统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就是要从供给侧入手,围绕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推进改革,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以需求为导向增加有效供给,路径是以市场为导向增加资源配置活力,动力是以改革为引擎增加有效制度供给,最终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形成供求结构高效对接、生产力得到解放发展、经济保持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处理好长期与短期的关系、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加法和减法的关系。只有加快体制机制改革,积极推进科技创新,才能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达到预期目标。
简介:人才队伍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当下,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队伍整体供需矛盾分化明显且人才的产业供需矛盾分化突出,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的匮乏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产业人才队伍、人才载体呈现“南多北少”区域分布,苏南地区存在一般人才过剩、新型高端人才稀缺问题,而苏中、苏北地区技能人才、管理人才、科技型人才供不应求。在新时代背景下,需要发挥市场与政府作用,建立全省产业错位发展机制,形成跨行业、跨区域的产学研协同体,坚持与产业需求接轨,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培养协同网络,以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队伍结构,促进其在产业和地区两个维度上均衡发展。
简介:“大数据”对于司法裁判活动的全面影响,尤其是在事实认定方面日益凸显。这可经由分析“可操作性政策”的司法适用得以管窥。“可操作性政策”意在增强事实认定上的确定性,它首先要求法院在决定是否适用一项法律规则时,应依赖其能够可靠确定的那些信息;其次要遵循“大数据”时代的关系思维进路,应避免简单的因果思维方式,寻求与事实裁判之确定直接相关的多种要素或数据,如“替代性事实”,这会成为司法裁判发展的一种趋向;再次“可操作性政策”本身也应当遵循某些法律推理原则,如“相关性与权重性相结合的原则”、“可能性与可接受性相结合的原则”、“扩展公正原则与坚守法治原则”等。
简介: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在认识论框架之下,运用分析性思维进行社会治理和政策制定。分析性思维采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来认识事物,与工具理性联系在一起。在工业社会中,分析性思维甚至被等同于科学,只要通过分析性思维制定的公共政策就被认为是科学的,也只有通过分析性思维才能获得科学性。而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使得社会问题具有了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超出了工具理性的范畴,也打破了分析性思维应用的条件和环境,这时需要对理性的概念作出新的阐释。与之相适应,政策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应当从分析性思维转换到相似性思维。不同的思维模式带来不同的认知,以及不同的政策过程和建构图景。
简介: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强调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性。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强调要"深刻认识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只要人民成为自己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人,共产主义理想就一定能够在不断改变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中一步一步实现。"这一重要理论观点提供了理解共产主义的新视角,强调了共产主义是理想与现实、长期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从理论上破解了"共产主义渺茫论"的迷雾,对于我们坚定理想信念,朝着共产主义目标奋斗指明了途径。
简介:本文尝试以汶川地震为主要案例,结合国内外多个其他灾害案例,阐明灾害社会学研究的两大视角,分别为灾害和现代性视角,以及灾害和社会变迁的视角。论文指出,人类行为的在先性(humanprioractivity),已经成为灾害生成的一个最主要的社会机制,因此,人类认知和行为改变,以及人类普遍的灾害预防努力,便成了我们理解灾害现代性的两大核心内容;其次,民族国家内部救灾努力的系统化和制度化,以及危机后紧急规范的引入,也是例证灾害与高度现代性之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第三,整个救灾社会过程的逐次展开,同时也是低度现代性和高度现代性相互遭遇的一个重要场合,因此构成了社会科学家实地观察社会互动的一个良好案例。在把灾害导致的社会变迁(及其后果)区分为三个层面——灾害相关的宏观社会动力机制、灾区中观社区形态变迁和灾民微观适应行为——之后,论文也对汶川地震所引发的多个类型的社会变迁做了细致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