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人人都能实现“住有所居”,是现代法治政府的责任和目标.近年来我国保障性住房闲置问题频发,无法实现应有的保障功能.保障性住房大量闲置原因在于供需不匹配、选址偏远、基础设施不健全、存在质量问题等.保障性住房闲置问题缺乏法律规制,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法律规定,明确政府责任,更好地实现基本住房保障功能.

简介：规制法的理论研究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设计一个好的规制体制,而不是像政府当下的习惯性做法那样,遇到规制领域的社会问题就采用简单粗暴的'命令-控制'手段加以应对;二是如何将设计精良的规制体制转化为成文法上的具体制度和规则,这正是本文重点关注的立法技术和立法结构问

简介：从当前公证执业环境和公证行业发展的趋势看,公证机构提供的应当是一种综合的、多元化的法律服务,对传统的公证服务模式进行变革,开展多样化、全方位的服务,将公证单一的'证明'功能向综合性法律服务拓展,已成为行业的共识。未来,公证机构提供的法律服务,要在不断巩固和丰富传统证明类业务的同时,采取更加有力的举措,积极发展公证事务,将其打造成未来公证行业的核心业务,如此,公证事业才可能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简介：一、能否继承养父母留下的房屋？【问】龙晶从小被他人收养，2004年结婚后在婆家生活，但每月照常给付养父母生活费用，并经常回去照看养父母。2010年养父母的生活起居发生困难，就协议让养父母20岁的侄子以“过继子”的身份到养父母家生活并照料他们二人的生活。2016年养父母相继去世。

简介：二战之后兴起的伽达默尔诠释学对德沃金的法学思想影响巨大,其法律阐释学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法律阐释学的关注点是法官在审判过程中的行为。依据德沃金的法律阐释学,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既要做到与以往案件的一致,同时也要照顾到法官所处社区的公共道德,以便使法律的发展趋向良性。这就要求把法官的先见引入法律,但这种先见并非不受限制、任意发挥。为避免先见变成偏见,德沃金设置了一系列障碍。这也为其依据这种法律思维所判案件是案件的正确答案提供了理论基础。

简介：不能犯的不可罚性主要是围绕着危险的判断展开的，包括对危险概念的理解以及危险性的判定。危险有无是纯客观判断，但事实危险向刑法危险的转换属于规范判断。在判断的客观性、确定性、稳定性以及统一性方面，科学法则标准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在保证判断的客观性、妥善处理认识错误以及共犯从属性等方面，“行为时存在的所有客观事实”标准也有独到可取之处；危险的“结果性”以及特殊判断构造，决定了危险的判断时点只能采取“裁判时”标准。在具体判断路径上，应采用修正的假定事实标准，且该标准同时适用于方法不能和客体不能，不允许通过行为时点代替客体进行假定性置换，也无须并用“对被害法益的现实危险的不具备”来说明客体不能成立不能犯。

简介：紧急避险的目的在于激励人们为了保护更大利益而牺牲小利益的行为,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从此立场出发,“自招危险”的避险场合中可以认为只要行为人自己所招致的危险不是借口避险来故意伤害国家、他人以及公共利益,成立紧急避险有其正当性。在以他人生命为对象的避险场合中,即使为了大多数人的生命安全,也不能肆意将他人的生命作为牺牲对象,牺牲他人生命的避险行为违反了法益比较原则,缺乏行为的正当性,不成立紧急避险。

简介：经济法领域的前沿问题不仅包括经济法的'世界性问题',也包括经济法的中国问题或中国特色。经济法的前沿问题始终吸引着经济法学术共同体内部乃至外部研究者的兴趣,它们是最有效的学术增长点。经济法的前沿问题也挑战着研究者的智识,它们是学术的难点:对于它们的有效发掘、提炼和

简介：在公法实施过程中,传统意义上的法律类型化结构问题与现代意义上的典型问题与复合领域的拓展问题并存.公法私法化产生有其错综复杂的原因,总体来说包括以下四个重点：形式理性的内在缺陷与国家法治综合水平、公法价值目标相冲突并造成的空白、隐性公法维权人与显性私权益人不一致性、有效约束的私法化实施方式更具优势.从现实国情来看,公法实施过程中遇到的理性瓶颈制约可通过学习私法化实施经验来解决,本文从制度设计角度提出了促进公法私法化的对策和建议.

简介：21世纪是一个共享的时代，共享资源、共享网络、共享知识……2016年底，随着共享单车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共享经济又多了一位新成员。目前市面上除了有摩拜、ofo外，还有小鸣单车、酷骑单车、熊猫单车等品牌。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都伴随各种社会问题，共享单车领域也不例外。本文主要对共享单车领域出现的涉法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可行性方案。

简介：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综合各方面来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留守儿童问题都将会持续存在。留守儿童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未来，一直以来，对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过于强调对其所处现状的概括与总结。对于留守儿童被害，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被害的被害原因，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较少。文章围绕被害性这一概念，通过案例统计和分析的研究方法，探讨造成农村留守儿童被害的自身因素和客观因素，寻找预防农村留守儿童被害的有效措施。

简介：在法律社会学视角下，中国传统法律研究主要包括“德治”和“法治”两种研究范式；这两种范式都过于强调法律的儒家化特征进而忽视了法律的官方表达与民间实践的区别，因此未能回应西方学界认为中国不具有法律或法治的法律东方主义观点。事实上，中国传统法律的官方表达与民间实践之间并不具有一致性，在儒家化法律表达之下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的宗教性法律实践；正是基于对法律宗教性特征的发现，中国传统法律的运行机制才能够摆脱法律儒家化的简单模式，形成了一种哲学、道德、宗教和法律相融合的复杂互动模式，从而为从法律宗教性特征和复杂文化面向的视角回应法律东方主义观点提供一种新的思想资源。

简介：职前受贿是一种隐蔽性很强的新型受贿犯罪，其主要特征是即将上任的受贿人“预售”可期待的职权，借此收受他人财物并承诺到任后为他人谋取约定利益。虽然这种受贿方式在谋利和收钱节点上有时空分离，但是行、受贿双方已然就权钱交易达成合意，并且完成了交付财物的行为。这与提前索贿、离职受贿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本质上仍是一种权钱交易，且更加难以发现和查处，其入罪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简介：司法活动不是“自在”的，而是通过与社会状况的联系体现自己的性质。就是说，不能以任何单一的绝对因素或原因来解释司法活动的整个过程。综合性司法真实地反映了这个过程，并把导致其特点的根本原因指向司法活动的社会背景。综合性司法侧重于研究法律实施的问题，关注解决错综复杂纠纷的方法、技术和原则。虽然它涉及多方面知识，但总是以司法规律为中坚，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简介：【专题导引】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第44条修正案,将《宪法》第70条第1款规定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6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定》,明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继续承担统一审议法律草案等工作的基础上,增加推动宪法实施、开展宪法解释、推进合宪性审查、加强宪法监督、配合宪法宣传等工作职责,使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行使职权有了法律依据。面对这一新设立的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学界有必要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认真研讨,为该机构的顺利运行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从而使其能够更好地回应全社会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体制、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的热切期待。为此,本刊特邀韩大元教授策划本专题。其中,韩大元的《从法律委员会到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体制与功能的转型》从新中国宪法发展的脉络中,着重探讨了从法案委员会、法律委员会到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演变的内在规律,认为宪法第44条修正案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使其在功能上由法律草案的统一审议机构转变为具有合宪性审查与法律草案审议功能的综合性机构。为了有效衔接相关职权,更名后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应通过一定的机制与程序,严格区分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宪法问题与法律问题之间的界限,抓紧建立健全合宪性审查的配套程序与机制。

简介：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是相对的,具有不同层次、情态和类型。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既不同于认罪认罚的真实性、明知性、合法性,亦有别于有罪供述的自愿性。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可以确保程序从简的合法性,增强程序从宽的正当性,强化实体从宽的合理性,并提高有罪供述的真实性。试点地区通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已经在自愿性的审查和保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自愿性审查形式化、法律帮助效果不佳等问题。从长远来看,选择以权利抗衡与权力保障相结合,而以权利抗衡为主的自愿性审查与保障模式是大势所趋,但受强制性刑事取供机制及刑事诉讼构造的制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权力保障模式”依然会占主导地位。

简介：中国刑法中的立功制度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遭遇到理论界的质疑、司法实践界的适用困难和被害人的诘责等诸多问题。立功的认定,应当优先保障刑法公正价值的实现,并在公正价值的樊篱下最大程度地追求功利。应当严格限缩解释＂他人的犯罪＂;共同犯罪中检举揭发同案犯,对合犯中检举揭发相对方,以及连累犯中互相检举揭发对方等特殊情形下立功的认定,应当在刑法公正价值的指导下具体分析认定。

简介：婚姻是一男一女相互结合互为彼此配偶的一种制度.婚姻组成的家庭是形成社会的基石,法律在保护公民个人的结婚自由权和离婚自由权上都规定了较多的条款,极大限度的来保护公民的婚姻自由选择权.然而,随着社会经济不断的进步发展,国家政策的不断变化,越来越多公民滥用自己离婚的自由权进行假离婚,并因假离婚时常发生人身财产纠纷诉至法院.文章对于假离婚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并提出了一定的解决方案.

简介：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国籍标志着其法律效力的来源。从理论界和各国实践来看,以地域标准作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国籍已经成为主流。而我国长期的实践和理论中都以仲裁机构为标准来判断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国籍;但同时,我国是《纽约公约》的成员国,公约主要采取地域标准。因此,无论我国的学术界还是司法实践中,由于双重标准的存在都引起了很多问题和争论。本文主要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建议来试图解决国籍认定上的困境。

简介：2017年11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2017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