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劳动合同法》第4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上述法条中用了“应当”，可见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是用人单位的权利，同时也是其法定的义务。实践中，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意识到了“规章制度”对于规范员工行为和管理企业的重要性，由此引发的诉讼也在逐渐增多。那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对于员工的强制力和约束力究竟有多大？“规章制度”是否都会获得法律的支持和认可呢？

简介：在我国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联方不履行公开承诺的现象较为突出。为了保护我国证券市场,包括将要推出的国际板市场〔1〕投资者权益,有必要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公开承诺履行制度。该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需要将公开承诺纳入《证券法》的规制范围,便利对公开承诺履行的事前监管;需要完善公开承诺履行情况的持续信息披露制度,对公开承诺的履行进行事中监管;最后,应参照虚假陈述制度的相关规定,要求未履行公开承诺的主体实际履行,并对中小投资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加强对公开承诺履行的事后监管。

简介：一、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后股东追加执行的现实困境股东追加执行，系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变更的一种，其理论渊源在于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裁判、裁决既具有既判力，又具有执行力，且二者具有一定主观范围扩张性。

简介：迄今为止,我国对法律制度废止时的制度善后并没有确定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流程。废止一项法律制度犹如从制度灌木丛中连根拔除其中的一株灌木,涉及的基本问题有三个：为什么要拔除,这可称为制度供给;如何干净彻底地拔除,这可称为制度实施;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填补拔除后出现的空白,这可称为制度创新。制度供给的理性建构主要包括确定制度供给的主体、说明制度废止的理由、阐明制度废止的法律依据、明确制度废止的形式等;制度实施包括正向度的制度配套和反向度的制度清理两个部分;法律制度废止后并不必然引发制度创新,如果需要创新,则创新后的制度必须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

简介：在以核心家庭为主而形成的少子、老龄社会中,将老年人护理问题作为家庭内的问题来考虑,几乎是不可能的。传统的监护正从家庭结构中解放出来。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关系从亲属关系转向他人关系,关于财产管理,有可能承担善管注意义务,并收取适当的报酬。社会需要建构包括任意监护和法定监护在内的、作为支援制度的广义上的成年监护制度。

简介：公司合同理论认为，公司是一系列合同的联结，公司可通过内生性制度安排，促进公司参与者的福利。公司合同属于关系合同、长期合同和不完备合同，需要公司法提供标准合同文本，释放解决自治空间，纾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带来的交易成本。公司参与各方可通过合同排除公司法、补充公司法以及引入外生性制度设计获取效率和公正价值。国家强制不能代替公司合同中的意思自由。公司法应通过市场检验规则获得正当性。

简介：执行和解是一项颇具我国特色的法律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0条对此进行了规定。一般认为，执行和解依托于民事执行程序，由当事人自愿协商排除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替代以和解协议作为新的执行内容，协议履行完毕即视为双方法律关系就此消灭。

简介：美国庭审直播始于20世纪前期,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关于其利弊的争议从未停止过,支持者认为其能够提高司法透明度,促进司法正义;反对者则认为庭审直播会干扰庭审秩序,侵犯被告人的正当程序权。美国司法史上不乏与庭审直播有关的著名案例,目前联邦法院对庭审直播仍然持比较保守的态度,不过各州法院对其态度已经较为开放。随着近年网络技术、即时通信技术的发展,庭审直播的设备和方式也在悄然变化,网络直播、微博直播、博客直播等方式逐渐兴起,如何对新技术下庭审直播进行法律规制也是目前需要面对的问题。

简介：香港新《公司条例》即香港法例第622章，是对原公司条例及香港法例第32章的全面修改；在股份面值、董事义务、审计师权利、债权人保护以及公司申办程序和内部管治等诸多方面均作了全面的修订。本次香港公司法改革所体现的促进经济发展、方便营商、坚持成本效益，以及完善企业管制等精神均对内地公司法的修改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简介：公司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细织形式。如今，公司对国家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公司更像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因此公司应更加注重自身的内部发展和社会的外部协调。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促生了新的、更多的不适应、不协调因素，公司的传统型营利模式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会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简介：此次《公司法》修改,放松政府管制,强化公司自治,弱化资本信用,强化资产信用,不再把资本作为公司的主要信用基础,更重视资产对交易安全和债权人的保护。在此背景下,通过对《公司法》现有债权人保护制度的内容进行梳理和评析,提出了在现行资本制度下对债权人保护的完善措施。

简介：任何一种思想若想占据主导,就必须首先确立一种概念装置:它诉诸我们的直觉和本能、诉诸我们的价值和欲望、诉诸我们居住的社会世界所固有的种种可能性。如果成功的话,这一概念装置就能牢固确立在常识中,以至于被视为理所当然、毋庸置疑。[1]意识形态与公司法的关联度,在以往的研究中常常被忽略。自由主义、社群主义、集体主义、民粹主义等意识形态不仅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对公司价值观、公司法理念的形成,也起到了莫大的作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公司法的基础结构。人们信奉的诸多公司理念,各国当下公司法发展的现状,无疑都有

简介：公诉范围日益扩大而自诉却日益缩小发展的趋势成为世界主流。我国法律规定的起诉方式有两种：一是国家追诉，二是公民自诉。而且与世界主流趋势不同，我国允许被害人进行自诉的案件范围呈明显扩大趋势。我国1996年修改的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三类自诉案件，囊括了六十多项罪名。进一步强化了刑事自诉案件的比重，使得刑事自诉制度的重要性发生了变化。但在现实情况下，该制度没有发挥出本身独有的优势。本文针对国外刑事自诉制度进行研究，分析我国自诉制度的合理性、存在不足漏洞及对于完善我国刑事立法的见解。

简介：刑事诉讼法仅在总则中对公安机关的预审职能进作出规定,但条文的泛化使其不能发挥应有功效。通过分析预审制度的性质、模式和功效,也为满足新刑事诉讼法关于保障人权、提高办案质量的要求,有必要去重新构建独立的预审部门并规范预审的主体、时间和内容,以期减少冤假错案数量,实现法治公正目标。

简介：一、古代保辜制度何为保辜？《大清律例·刑律·斗殴上》“保辜限期”条载：“保，养也；辜，罪也。保辜，谓殴伤人未至死，当官立限以保之。保人之伤，正所以保己之罪也。”‘”通常认为，保辜制度是指在殴伤人未至死的情况下，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加害人对被害人积极医治，待期限届满，依据被害人的伤情对加害人进行定罪量刑。保辜制度在中国存续千年，

简介：证人豁免制度作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免权发展过程中历史的必然的产物,其对于公共利益之维护必不可少。美国立法历经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免权的绝对保障,到罪行豁免,再到使用豁免的沿革过程。从美国司法实践而言,证人豁免制度经历了从控方证人豁免到辩方证人豁免的发展历程,并且正式证人豁免和非正式证人豁免并存。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在贿赂犯罪中,出现了类似于证人豁免制度的做法,但这种不具备实质性的做法只是追诉机关打击犯罪的工具。我国刑事法律并未规定证人豁免制度。我国应在借鉴国外证人豁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式的证人豁免制度。

简介：台湾的法律扶助，是指对於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而又无力负担诉讼费用及律师报酬之人民，予以制度性、全面性的援助，以维护弱势者的诉讼权及平等权。此种意涵，与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在极度贫穷与人权的报告中所述实若相符合。

简介：近年来,随着公司章程的裁判法源地位被现行《公司法》所认可,实践中的章程逐渐摒弃过去"照搬"公司法的旧习,越发具有个性化内涵,章程亦成为公司之间展开制度竞争的着力点。司法实践中,章程越来越多地成为诉讼纠纷的"导火线","涉章案件"亦经常成为公司法上的疑难案件。"涉章案件"裁判之所以如此复杂,关键性诱因在于当前学界与司法实务界对于章程的法律属性未能形成共识性认识,而法官对于章程法律属性的不同认知,导向了不同的裁判规则,即会出现不同的裁判结果,进而引发"同案不同判"的情况产生。章程合同说从本质上而言是对章程的一种"比喻性描述",合同是认知章程的一个面向而非是章程的本质,自治法规说与折衷说亦各有其局限性。从本质上而言,章程行为属于共同法律行为中的决议行为,章程具有决议的法律属性。章程效力的司法认定应适用"目的性标准"、"公正性标准"、"程序性标准"与"利益衡量标准"。

简介：术语"公司治理"于1976年首次出现于美国政府的官方杂志《联邦纪事》,经英国而移植至欧洲大陆及全世界。本文以"神田秀树-米约普模型"这一商法移植理论衡量我国对术语"公司治理"的移植的成败得失,发现"公司治理"能够较好融入我国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并嵌入现行的公司证券法律体系。但我国的公司治理研究缺乏必要的理论深度和应有的广度,公司治理实践也存在法律现实落后于理论研究的尴尬处境:立法机关似乎并未自觉按照公司治理理论进行公司和证券领域的制度设计,现行公司法和证券法的规定也远未达到"公司治理"及其体系的要求。

简介：《公司法》对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规定过于原则,不能适应司法裁判的需要。通过对股权转让纠纷的类型化进行梳理,依据《公司法》的规定对股权转让合同效力诉讼、股权转让违约诉讼、股权转让侵权诉讼、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诉讼等疑难问题以及司法适用进行梳理研究,可以提出涉及股权转让纠纷法律适用的片段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