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研究自由或者医学进步使宪法遭受了严峻的考验。生物医学的研究向法学家们提出了挑战。21世纪初,科学实验中胚胎的可用性问题涉及到科研自由的宪法界限,人类胚胎的保护已成为对宪法的关键性挑战。在英美等国对克隆技术研究持宽松态度的影响下,德国也发生了该领域的激烈讨论。本文的研究却明确指出,虽然正是基于德国《基本法》的保护尊严观念,主流思想拒绝人类基因复制。但考虑到干细胞适于被培育出人体组织、部分器官或者整个器官,并且它们在被植入各患者体内将显著提高治疗效果,那么赋予这种行为方式合理性、合法性,这恰恰关系到人类幸福的最大化。因此,对胚胎的适当法律保护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主要涉及三部分内容。首先较为详细地分析宪法的基本规定,同时试着阐述现有体系内的价值矛盾并努力解决这些矛盾,最后尝试寻求保护胚胎的合宪的解决办法。

简介：不久前,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全国首例由＂失独老人＂提起的已故夫妻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作出终审判决,支持了其对冷冻胚胎监管权和处置权的诉求,由此引起公众的热烈讨论。胚胎的法律属性是＂人＂还是＂物＂。本案中,一审判决以胚胎不能作为继承的标的为由未支持＂失独老人＂的诉求,二审法院从伦理、情感和胚胎的特殊利益保护角度肯定了＂失独老人＂对已故夫妻冷冻胚胎的监管权和处置权。不同判决结果的根源在于对胚胎法律属性的不同认识。胚胎的法律属性到底是＂人＂还是＂物＂？

简介：“冷冻胚胎”并非新鲜词汇。自1988年中国第一例试管婴儿在北京出生，试管婴儿技术在我国发展已将近30年。正是通过胚胎的冷冻和移植等辅助生育技术，许多不孕不育的夫妇享受到了为人父母的快乐。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推出，晚婚晚育现象以及不孕不育的年轻化等现实问题的凸显，冷东胚胎解冻与移植的数量势必大幅增加。然而，在实践中，围绕冷冻胚胎的种种社会现象也引发了广泛关注。

简介：日本专利法上有关胚胎干细胞发明的伦理观念曾发生过转变,并进行了部门法之间的协调。日本在胚胎干细胞发明实用性、创造性审查方面体现了特殊性,通过科技政策推动专利授权规则发展,并且较为合理地解决了发明专利授权与反垄断政策之间的互动问题。借鉴日本胚胎干细胞发明可专利性标准,我国应当从传统的抽象伦理观过渡到具体伦理观,注重科技政策与专利规则之间的协调,并适度拓展胚胎干细胞可专利性范围。

简介：本文以无锡冷冻胚胎案作比较法研究，首先说明法国法上的人工胚胎虽属生物学上的人类，但欠缺法律上人格，系无法用金钱衡量之动产。其次，本文赞同本件一审法院所谓受精胚胎乃特殊之物的见解，并指出人工胚胎兼具物与人格利益之特性，主张其法律适用为：就胚胎之储存维护应适用物之规范，就胚胎受损得援引人格利益之保护，就胚胎管领则应适用监护法理。

简介：我们所要移植的对抗制已经不是英美国家所独有的审判模式，而是一种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或借鉴的有效方式。这为我们在中国移植对抗制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和更多的技术参考方案，只要对之进行符合国情的改造，扬其长处，补其短处，完全可以在中国移植成功。中国修订刑事诉讼法、改革庭审方式的立法与实践，无论其成功或失败之处，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借鉴和吸收对抗制的合理成份，改良中国的审判方式实际上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诸如“先走后审”、“判者不审”。‘”审者不判”、‘“上批下判”。‘’控审不分”、’‘辩护职能低弱”等一系列弊端，使庭审完全流于形式，被告人和律师不满意，法官和检察官同样也不满意，因而革除流弊，进行

简介：(2007年3月21日国务院第171次常务会议通过2007年3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91号公布自2(107年5月1日起施行)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规范人体器官移植,保证医疗质量,保障人体健康,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条例。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人体器官移植,适用本条例;从事人体细胞和角膜、骨髓等人体组织移植,不适用本条例。

简介：近代以来,许多亚洲国家伴随着宗主国或占领国的殖民统治而进行了大量的法律移植;中国从晚清到民国政府,也对西方法律进行了大量的主动移植,使传统法律实现了现代意义的转变。历史表明,规则的稀缺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规则的强烈要求,使得中国的法制建设必然首先是改变“无法可依”的状态。在需要通过立法创造某些制度以实现政策目标时,法律移植是最有效的手段,成为创造法律秩序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方式。然而,移植规则的深层含义在于移植文化,也即规则和制度的移植必须要有文化的支持,否则,法律移植很可能仅仅是立法者的游戏。

简介：社区矫正,即在社区中对罪犯进行矫正,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从国外成功引进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它的引进,是中国移植外国先进制度并实现本土化改造的结果。加拿大作为在矫正领域同中国开展技术合作的第一个西方国家,对社区矫正的成功移植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在引进社区矫正后必须根据国情加以改造创新,而不可能照搬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制度。总体上看,中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发展尚未完全定型,社区矫正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多数机构的定位还不够明确,人员和经费保障机制还有待改进,工作程序规范还在形成之中。从中国目前的试点情况看,综合性的社区矫正立法的时机已经到来。

简介：发端并盛行于美国的辩诉交易，作为刑事案件速决程序，因其能提高诉讼效率的功效而在国际上得以广泛传播。然而，中国尚未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其根源在于中国与实行辩诉交易的国家，特别是与美国，在诉讼模式、检察、证据、司法审判等相关制度以及思想理念上还存在诸多差异，要消除这些障碍，建立适于中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尚需较长时期，以完善法律制度和更新思想理念。

简介：术语"公司治理"于1976年首次出现于美国政府的官方杂志《联邦纪事》,经英国而移植至欧洲大陆及全世界。本文以"神田秀树-米约普模型"这一商法移植理论衡量我国对术语"公司治理"的移植的成败得失,发现"公司治理"能够较好融入我国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并嵌入现行的公司证券法律体系。但我国的公司治理研究缺乏必要的理论深度和应有的广度,公司治理实践也存在法律现实落后于理论研究的尴尬处境:立法机关似乎并未自觉按照公司治理理论进行公司和证券领域的制度设计,现行公司法和证券法的规定也远未达到"公司治理"及其体系的要求。

简介：法律移植是法律规范或法律制度在国家或民族间的迁移与发展,是世界法律发展史上一种重要的立法技术。法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在国家和民族间创造性地移植和借鉴是历史的必然,是法律发展不可回避的客观规律,是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古今中外法律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无不证明了,法律移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在中国,法制发展近百年来的历史就是法律移植的历史。在这二历史进程中,外来的与

简介：新中国的宪政建设在发端之初就走上了移植外来法的道路,从宪法制定到宪政实践,均受到苏联宪政模式的广泛影响.在苏联宪法理论于中国大陆全面传播之时,刘少奇作为苏、中法律嫁接的桥梁,将苏联的制宪建议、宪政精神和选举制度等传入中国;通过移植苏联宪法,主持和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工作,为“五四宪法”的诞生作出了卓越贡献.

简介：艾伦．沃森说：“法律主要通过借鉴而发展，就利用最少的资源获得最好的法律而论，一项制度发展的捷径就是仿效。”②作为法律移植理论的积极倡导者，艾伦·沃森道出了法律演进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移植”其它法律体系中更为先进的制度，构建、补充或改良原有的法律体系。我国学者也认识到，法律移植既是“法律发展的

简介：法律移植中的社会文化因素［美］爱伦·华生①周亮译饶艾校比较法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它给予其爱好者依据兴趣选择课题的很大自由。②毫无疑问，比较法学界出现了许多卓越的学者，像青春永驻的鲁道夫·施莱星格（Ｒｕｄｏｌｆ．Ｓｃｈｌｅｓｉｎｇｅｒ）...

简介：从刑法修正案(八)中关于人体器官移植犯罪的规定出发,本文认为,紧急避险理论并非人体器官移植阻却违法性的理论基础,现行立法是以'知情同意'或被害人承诺理论作为人体器官移植合法与否的重要判断标准。基于器官供体的知情同意,除非是'组织多人出卖人体器官'行为,一般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不具有刑事违法性。刑法修正案(八)将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其违法性在于对人体器官'商业化禁令'的违背,而非对市场秩序的破坏,因此组织出卖他人器官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简介：从活体中摘除器官进行的器官移植行为应具备哪些条件才正当，各国刑法理论看法相近。器官移植行为实质上是一种被害人承诺行为，因而其合法化的前提在于符合被害人承诺的原理，活体器官移植合法化条件包括五个方面的条件：即行为人必须具有承诺能力，行为人主观上必须真实自愿，行为人必须具有处分权限，在表示形式上，器官移植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另外，器官移植还必须具有社会相当性。

简介：本文主要是探讨人权法移植的方法。首先本文给予了人权法一个广义的定义,并且突出地分析了人权法与其他部门法移植的差别。它一方面既不同于普通的非政治性的技术法律规则,外域的人权法规范不能任意地被移植到本国法律体系之内;也不完全相同于涉及权力分配宪法以及公法规则,无法容易地移植到别国的法律体系之中。随着国际人权标准的普及、国家民主化的推进以及全球司法对话的开展,立法者和司法者在本国人权法律活动过程中会有意识采取比较的方法,结合自身的法律体系和政治文化来决定是否移植外来的人权法规则以及确定具体的移植方式。基于此,笔者基于人权法律移植的成功标准应该包括以下两点：（1）移植的法律不与当地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体系相冲突,从而导致民众普遍的规避法律;（2）移植的法律可以被司法者普遍地遵守。并在此判断标准基础之上,分别从人权法的立法移植、法理移植和立法者与司法者对话角度具体结合成功与失败的案例总结了具体的人权法的移植方法。

简介：人类胚胎基因实验以人类胚胎或前胚胎为实验对象,在技术上有基因检测、基因诊断、基因筛选、基因编辑(基因改造)等类型,引发了一系列伦理、社会和法律争议。在国际范围内,人类胚胎基因编辑被严格禁止或限制,而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则可能为各国接受。对后者进行法律规范的焦点在于风险决策中的权利冲突及其衡平,我国也对其持较为宽容的技术规制立场。未来应坚持全面立法、严格限制、法定许可的政策立场,保持行业主管和审查机构的中立性,提高机构伦理委员会的独立性,实行个案审批制度。就法律体系而言,公法规范与私法规范应当相互配合,私法上特别要以基因自主权之保护和权利冲突之衡平为中心。在尚不具有个性的前胚胎阶段,在符合法定条件、伦理原则和程序等前提下,可以适度放宽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实验研究的限制。参与者的基因自主权和研究者的研究自由需要得到保障,但必须以尊重人的尊严、公共利益和他人自主选择生活的权利为前提。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避免让基因成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一个新根源。

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