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设置了捕后羁押必要性的继续审查机制,由于该规定过于宏观,产生了各种争议。捕后羁押必要性应由检察院审查,而且侦监部门是合适的审查部门;审查方式上应当采用书面审查加个别讯问的方式为妥;在机制完善方面需要明确检察机关对于捕后羁押继续审查的法律监督强制权、被告人的救济权以及被害人的异议权。

简介：在传统的四要件犯罪论体系语境下,几乎没有'违法性'的犯罪论体系的位置,我国的'刑事违法性'只是在比较抽象且空泛的犯罪概念范畴提及。在刑法理论界,最近出现了将违法性植入犯罪论体系思潮,这一思潮最初是由陈兴良教授等主张我国移植德日的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而逐步兴起的。违法性判断问题可以说是最近我国刑法学界的一个前沿问题。张明楷教授就指出:'在三阶层体系中,虽然区分了第一阶段的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与第二阶段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存否的判断,但两

简介：患者家属拒绝签字行为属于法律上的不作为行为,不具备违法阻却事由,由于家属对于死亡结果通常存在主观上的过失,拒签家属应当负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刑事责任。在家属拒签的前提下,医生不采取急救手术符合法律上的不作为条件,《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不构成其不作为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属于行为人对违法性阻却事由的认识错误。如果医生对于患者死亡结果具有过失或者具备了主观责任条件,就应当以医疗事故罪定罪,反之则属于违法行为但不负刑事责任。

简介：明确性是刑法规范对立法语言的基本要求,然而,犯罪现象的复杂性、立法者理性能力的有限性以及立法语言自身的固有缺陷,决定了刑法立法在客观上不可能达到绝对明确,刑法的明确性是一种相对的、有限度的明确性。在内容上,刑法明确原则的相对性主要包括构成要件明确的相对性和法定刑明确的相对性。其中构成要件明确的相对性要求立法者所型构的行为模型要能够划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法定刑明确的相对性则要求立法者采取相对确定的法定刑模式。

简介：在我国的债法研究和立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与科学性及统一性对立的趋势，甚至是以法典化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解法典化趋势。法学既然是一门科学（即使是人文科学）就应当首先注重逻辑判断，然后才是价值判断，不能以主观价值判断替代客观的逻辑论证。同时，应当坚持债的统一性。统一性的前提应该是坚持“物权二分”及其必然的逻辑后果，即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抽象性。坚持债的客体的统一性，即债的客体是行为而非现在通说的“债的客体可以是物也可以是行为”，否则物权与债权的区分就要发生模糊；坚持用“请求权”统一债法，无论是合同、侵权、无因管理还是不当得利，后果都产生请求权；坚持物权救济措施与债权的救济措施相区分，坚持债权救济措施的统一性。

简介：现代性下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法律实证主义割裂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古代的正当性被转化为合法性：一个行动或公权力，只要是符合实在法的，即可称为正当。通过合法性的正当性要想成立，还必须解决法律自身的有效性问题，这样才能彻底摆脱道德的证成。以纯粹法学为代表的法律实证主义通过法律体系内的效力授权链回答了这个问题，从而完成了通过合法性的正当性的整个拼图。但是，割裂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联系，通过合法性的正当性又面临着新的正当性危机。

简介：承认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是客观描述法律现象的必然结果,划清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又是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对于以建构描述性法理学为己任的哈特来说,正确处理好上述两组关系是其理论体系成败的关键。借助承认规则的概念,哈特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在法律体系的自治性与开放性之间找到了平衡的立足点。

简介：社会性规制基于其规制对象与目标，似乎与成本收益分析天然的不可调和。总结对成本收益分析引入社会性规制的各种怀疑与批评，核心在于不可计算。但理论上，方法的改进和定位的修正将使成本收益分析引入社会性规制的必要性重新凸显；实践中，样本国的社会性规制成本收益分析在制度架构面、制度实施面均具有共通特点，并在制度演进面呈现共向潮流。梳理成本收益分析在我国立法的实践脉络和现状，其仍停留在宣示意义上，缺乏系统的实体制度、缺乏明确的程序配套，缺乏刚性要求、缺乏专责实施机关。不可置信是社会性规制成本收益分析在转型中国遭遇的尴尬。未来改革，务求进一步深化观念、提升能力、落实制度：应将成本收益分析功能定位于强制性决策依据，由各级政府法制办专责、外包为主实施，试点先行，细化并逐步推广。

简介：<正>人身危险性被称为主观主义刑法对刑法的最大的贡献。但是,在现在的刑法教义学中,很难找到人身危险性的体系性论述,人身危险性在现代刑法教义学中到底应当如何定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一、人身危险性的定位在中国刑法学中,率先体系性地论证人身危险性地位的是陈兴良教授的《刑法哲学》。该书指出:人身危险性是刑事责任的根据,是定罪和量刑的根据,是犯罪的二元本质之一。[1]随着中国刑法由刑事责任向责任主义的知识转型[2],犯罪论体系也由耦合的四要件转型为阶层的三要件,人身危险性的定位也需要进一步细化和调整。

简介：对“监督过失”的探讨最早缘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日本,当时研究的目的是重大灾难事故的过失责任问题.但是面对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纷繁复杂的社会形势,这类重大灾难事故以及新出现的事故类型的增加,伴随而来的责任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目前的立法并没有直接对此进行规定,如何确定这一理论的适用范围,这就需要我们采取相关措施和政策来突破这一瓶颈.

简介：网上作战是新形势下一种全新侦查工作模式，它很好地弥补了传统侦查方式的不足，极大的提高了破案效率。开展网上作战，电脑、信息技术必须有极大的发展，网络、通信等基础设施必须基本完善，信息资源应该高度共享。网上作战相较于传统的侦查模式，其优势在于更精准的侦查信息，更便捷的侦查工作模式，更高的办案效率，更强的创新性和便捷的操作性。当前，网上作战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公安数据库收集的信息量不大，检索比对的应用程序功能有限，数据库之间的关联、共享度不高。因此，要加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保障信息资源的共享，在侦查实践中积极推广、完善和不断创新网上作战技战法，永葆网上作战的活力。

简介：预算制度与宪政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从宪法角度看，我国预算制度存在公开性不足、权力配置失衡、民主偏于形式以及府际关系模糊四方面的缺陷。这既是我国预算制度改革的方向，同时也是我国宪政建设中必须克服的障碍。

简介：刑法的道德合法性问题是法律的道德合法性问题的具体和延续.刑法的道德合法性应立于人性高度予以诠释.刑法的道德合法性赋予刑法以良法的品性、真正的威信和彻底的有效性.刑法的道德合法性应在刑法立法、刑法司法和刑罚执行的过程中得到动态性的贯彻和体现.刑法的道德合法性在风险多元的高科技时代仍然应该得到维系.

简介：从正当性视角出发,以当事船扣押和姊妹船扣押为研究对象,分析立法和司法在船舶扣押程序中与正当性相关联的因素,指出船舶扣押程序存在的合法性及合理性问题,提出船舶扣押的正当性标准.对禁止重复扣押之立法正当性进行解析,并对允许重复扣船的三种情形进行正当性考察,提出判断其是否具备正当性的三个标准.

简介：结果无价值和行为价值的对立，在正当防卫根据判断方面表现为法益衡量说和社会相当性说的对立。考虑到中国当下的法治现状和刑法公众认同之需要，正当防卫的判断根据应当采用社会相当性说。社会相当性的判断是对行为通常性的事实判断和对行为适当性的价值判断之二元结构，若以社会相当性为判断标准，“旋某故意杀人案”被告人的行为应当成立正当防卫。

简介：目次引言一、民主宪政与文化异质性之间的理论张力二、个体权利机制型塑文化异质性的价值意义三、集体权利机制型塑文化异质性的价值意义四、主权下移机制型塑文化异质性的价值意义引言民主宪政事业建立在集体代理的假设基础之上。如果我们问是谁制定了民主的宪法,答案必定会以第一人称复数的形式给出。比如在美国,我们的宪法在其开头就明确宣布,"我们人民……

简介：当前的房市限购令涉及公民的诸多基本权利,应站在宪法高度,考量其合宪性。以基本权利限制之合宪性标准为审查依据,房市限购令侵犯了公民的交易自由权、财产权和平等权,存在违宪性。从重塑限购令合宪性角度出发,房地产市场调控应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间的关系,处理政府调控诸手段之间的关系,限购令应作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临时性配套措施;推行限购令,应引入行政决策程序及公众参与机制,严格界定限购令的适用条件;也应遵循法律保留原则,保障限购令合法合宪地推行。

简介：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益增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矛盾和纠纷被诉至法院,由于司法程序缺乏必要的终结性,一些已决案件经生效裁判确定后,不断被申诉再审,导致社会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严重影响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

简介：投资者适当性规则作为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以及证券市场监管的重要工具,早已为美国、欧盟、日本、我国香港地区等国家和地区所广泛采用。我国大陆在证券市场不断发展、金融投资工具不断创新的大背景下虽引进了该规则,但并没有将该规则明确规定在《证券法》中,而只是体现在有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证交所、券商的自律性规范之中,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作者通过分析与借鉴境外成熟市场的投资者适当性规则与立法经验,针对我国证券市场中相关立法存在的问题,主张提高投资者适当性规则的立法层级、统一规定证券市场中各项业务的投资者适当性规则、进行投资者分类、明确违反投资者适当性规则的民事责任。

简介：伪造货币罪的客体是货币的发行权和货币的公共信用。客观方面本罪需以仿照真货币为前提,此亦划分与变造货币罪的根本区别界限,假币逼真度高低并不影响本罪构成。主观方面本罪应以行使或者意图流通为目的。本文逐一梳理了司法实践中伪造境外货币、真伪拼凑货币、贵金属纪念币、退出流通的货币、货币样板等特殊犯罪形态的处理方式,并对数额认定、罪名确定、有无未遂、量刑标准、诉讼实务等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