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个国家的宪法发展既浓缩着这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史，又浓缩着它法制建设的历史。从1949年到2009年，六十年来中国宪法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一路走来，从宪法文本到宪法精神都经过一系列的嬗变，宪法的重心从政治结构到法律结构，宪法从实用工具主义到理性内部建构，宪法典的规范结构也趋于完善，逐步走向成熟，如今真正形成一种宪法文化和法治精神，那就是宪法和法律的尊严高于一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切组织和机构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简介：日前，省委政法委委务会议成员、省法学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张琦等同志，分别赴上海市法学会（图①），内蒙古自治区法学会（图②），及与到访的省妇联有关领导（图③），就法学会组织建设、法学研究、法治宣传、法律服务等工作进行交流座谈。

简介：死刑执行是以死刑存在为前提的刑罚实现,撇开死刑的存废之争而聚焦于死刑的行刑变革可以获得与众不同的诸多启发意义。专制时代的死刑执行是仪式化运用的展现,在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司法体制下,死刑执行却以彰显程序设计的显性特点让人觉察到刑事司法的另一面孔。死刑执行仪式化背后具有多元因素的积极推进,作为刑罚权威象征符号的综合体,死刑执行通过＂表演＂仪式进行角色演绎和功能对接。伴随权利意识的苏醒与理性法治的推动,＂演出＂仪式在死刑执行过程中的退场成为最终结局,死刑执行转移到程序规则与人道价值的自觉遵守上来,揭示了程序法治和刑罚观念渐进成长的演进历程。

简介：大学法学教育国际化,是近20年来中国教育界一直在探索的热点,既是中国法学教育改革的目标之一,也是贯彻实施当前＂一带一路＂之国家倡议的必然要求。总结历史上法学教育国际化的经验和成果,是开展好这一事业的重要途径。11世纪前后出现的＂罗马法复兴＂运动导致了中世纪大学的诞生,英国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的兴起推动了大学法学教育国际化的开展。尽管在英国法学教育中,罗马法的传授经历了曲折过程,但仍是唯一自中世纪教授至今的科目。罗马法教授在英国法学高等教育中的发展过程,体现了法学教育的国际化进程,即在吸收欧洲大陆法学研究成果的同时保持了英国本土法律教育的特色,从而使英国成为近代以后法律教育的强国之一。

简介：对中国法律传统中的遗失物制度细致分析表明：与通常的看法相反，古代遗失物制度既非以《周礼》为原型，亦非呈现某种波浪式的摇摆，却很符合直线——断裂的范式。支配着古人遗失物制度立法思想的是一个高度稳定的观念层：其核心是“失物返还”和“拾遗近盗”，对前者信心的崩溃则带来了明清律遗失物制度的戏剧性转折。理解古代遗失物制度的关键是“道不拾遗”的隐喻，正是这个神话，使古人把遗失物问题政治化了。从根本上说，中国古代遗失物制度的立法动机是维持秩序而非确立权利（物权）。在奇迹般的大化之境的背后，则是对全能全知的政治权力的渴望和信仰。

简介：由于中国和非洲国家在经济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以及双方政府为推动中非经济合作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中非之间的贸易与投资一直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特别是中非合作论坛的创立为中非之间贸易与投资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条件。在贸易与投资的发展中，必须重视法律交流的作用。然而，中非之问的法律交流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目前对非洲法律特别是非洲商法的研究还非常薄弱，还不能为中非间商事往来的良性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障。中国学者和投资者应重视非洲法特别是非洲统一化的商法制度的研究。

简介：在东亚诸国中，朝鲜与中国的法文化交流最为深远，它曾以中华法系为母法，其法制建设受到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华法系能被朝鲜所接受的重要原因在于中朝两国存在的相类似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而朝鲜从本民族的国情出发，具有创造性的立法活动与法制建设，又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法系的基石，更加突出了中华法系的特点，为中华法系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历史贡献。

简介：中日法律文化交流是典型的双向法律文化流动，蕴含着法律文化交流中从特殊到一般的诸多理论问题。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和现象是，法律文化的交流不是一般植物学和医学意义上的移植，而是一种相互的吸纲，是继受与变通的给合。这启发我们：人类的法律文化不仅可以而且应该交流；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制将依然是继受与变通的展开。

简介：

简介：2004年，中国政法大学与德国弗莱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慕尼黑大学、科隆大学和汉堡大学等五所德国著名大学，在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参与和支持下，签订了建设和发展中国政法大学中德法学院的协议。同年，中德法学院招收了第一批比较法学硕士研究生，从此开始了一种全新的，中德合作培养双学位法学硕士研究生的联合培养模式。

简介：2015年《行政诉讼法》迎来了立法近三十年来的第一次修订。围绕原告资格、受案范围、两审程序、与复议的衔接、救济方式及应否设立行政法院等诸多问题,学界与实务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对立法寄予厚望。立法机关吸收了部分提议,着力于解决＂立案难,受理难,判决难＂等突出问题,尤其在立案程序等问题上做出了较大幅度的修订。此外,在探索异地管辖、跨区域法院等专门法院的问题上也预留了空间。新法实施一年以来,案件受理量大幅增长。但囿于诸多因素的局限,修法仍保守,在诸多问题上并未清晰彻底的做出回应。本期所组的四篇稿件,所涉及的多是这类悬而未决的话题：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何为＂利害关系＂及其构成要素亟待进一步探讨;在临时救济机制上,＂先予执行＂机制仍有待完善;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作为平行的两种救济制度,其制度设计的区分度与衔接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明晰化;而复议机关作为共同被告的新规定,是否经得起理论上的拷问以及为实践所接纳,仍有待于验证。修法一年以来,我们可以感受到行政诉讼制度在整体上的向好发展,但深究之下仍留下了不少遗憾。制度的变迁与新法实施的经验,必然会引发对基本理论展开新的探讨,而对域外制度的研究则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观察视角。

简介：2014年6月30日，江西警察学院院长程小白一行到广东警官学院嘉禾校区参观考察。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杨卫平，副院长任克勤会同原评建办负责人会见了来宾，并陪同考察组参观了学院校史馆和部分教学训练设施。任克勤副院长及原评建办相关负责人出席了下午的座谈会，任克勤副院长代表学院对江西警察学院来访表示了热烈欢迎，并介绍了学院的本科合格评估工作情况。考察组观看了学院2012年合格评估专题片，双方就本科教学合格评估的相关工作进行了交流。

简介：<正>为全面推进司法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省司法厅党委于10月21日在南京召开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交流会。厅纪委书记周

简介：<正>中国古代的等级法观念,自夏、商,周三代开始萌芽,至近代数千年而不衰,其影响渗透到立法、执法乃至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中国国人心理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中国传统法律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剖析,可以使我们对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异同有更深的理解。

简介：现代社会中公众参与风险规制面临现实障碍，即外行公众因为欠缺相应的专业知识而无法实质性地参与风险交流。深圳西部通道环评事件这一中国本土案例，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提供了一种币同干当前主流方案的新可能性。本文通过总结该事件的争试焦点、分析既定规范给定的行动空间和行动者的创造性实践，揭示了该事件得以成功解决的经验在于居民跨越了专业门槛，与政府进行了有效的风险交流。在此基础上，结合风险交流相关理论论证有效风险交流所需要的，其实并不是使外行公众理解专业知识，而在于建亚和维持对专家的系统信任，进而提出此个案成功经验从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需要从制度上保障大众参与机套和专家的可信度。

简介：法律是社会交往和社会需要的产物，因之，法律也是主体交往中日常生活的公共产品。它不仅作用于人们日常的物质生活，而且也作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更重要的是，法律作为正式制度，还缔造着人们的制度生活。但法律的规定并不是完全自足的，一方面，需要关注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民间规则的作用，另一方面，当法律规定有所遗漏，或者法律规定对公民的日常生活不能调整、规范时，民间规则对救济法律的不足，就可能会派上用场。甚至即使法律对相关社会关系有所规定，在实践中也免不了法律和民间规范相互交叠地发挥作用。基于这种认识，在两岸有关民生的交流中，应当把民间规则纳入保障两岸民生、促进两岸往来的重要社会因素中.

简介：<正>1996年10月8日至10日,中法两国刑法学专家会聚北京,举行了中法刑法合作研究项目第三阶段的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是中法刑法合作研究项目三年来的总结,标志着该研究项目的圆满结束。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和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等单位共同发起、组织的中法刑法合作研究项目,开始于1993年。经双方商定,合作研讨的主题为经济犯罪和侵犯人身权利犯罪。整个项目分为三个阶

简介：2006年9月13日至14日，中国法学会在沈阳召开“全国地方法学会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陈冀平代表中央政法委作了重要讲话。中国法学会韩杼滨会长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罗镇副会长作了工作报告，刘常务副会长作了总结讲话，我省法学会副会长陈勇、柯元伟参加会议，陈勇副会长代表福建省法学会介绍了我省地方法学会建设工作经验。

简介：在特定的近代中西交往时期里，参与交往的主体的“法律”概念的使用，不可避免地是“策略”性、“目的”性的，而非“一般语言化”的。在这一特定时期里，交往中的“法律”概念的涵义表达是具体语境化的、而非“中西对立”化的。在区分“法律”概念的“感性使用”和“探讨使用”的条件下，这一时期的“法律”概念使用，从某种角度暗示着从近代演化而来的现代及当代法律话语实践本身的相对自主的发展道路，在和近现代政治经济相互纠缠的过程中，甚至在融入近现代政治经济的过程中，中国近现代法律实践反而在一些基本方面依然可以是“独立”的．于是，发现一个认识历史的“法律行动者”的视角是必要的。

简介：中日法律文化的交流有两个高峰，一是古代日本大规模地输入唐代中国的法律文化，一是晚清中国急速地输入近代日本的法律文化。唐代中国法律文化到日本，晚清日本化的西方法律文化到中国，这种交流不仅深入历史还在影响未来。从双方的目标和效果来看，古代日本是相对成功的，著名的律令时代即由此而来；晚清模仿日本变法修律，对国家来说虽不可谓失败，但对清廷来说却是失败无疑的，其间的因素纷繁复杂。从时空、背景和人物三个层面对此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在各自特定的条件下，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成败得失自有其因。这对我们正确理解和评价唐与清末中日法律文化的交流，以及更好地开展当下法律文化的移植均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