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后现代＂是对肇始于启蒙时代,以总体性思维和理性主义为标志的＂现代＂的反思和反动。刑事和解则是多元视角中的一种平等对话机制,和后现代有着天然的联系。后现代以公共政策为中介,对刑事和解进行自我限以求在国家刑法主导,刑罚在场的情况下实现和解目标。中国刑法应当认真面对后现代思潮,使刑法呈现出人文学科应有的风貌,并积极促进刑法理论变革以回应社会实践之需要。

简介：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的甄别和选择是界定公共利益的核心问题之一,学界亦争论很大。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实际上不是一组对应的概念,前者从主体角度,强调利益的公共性;后者从目的角度,强调利益的营利性。判定一个项目到底属于公共利益还是商业利益,要以直接目的为判断标准,以公共利益明显为原则。公共利益不能以营利为目的,但其并不否认私人开发,可以而且应当采用法律上的经营方式进行管理。公共利益的非营利性是指公共利益的提供者不能从中赚取利益,并不意味着公共利益排除了经营性行为,在我国现阶段应严格坚持公共利益的非营利性。

简介：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重要内容,环境问题的公益性决定了检察建议在促进企业及单位及时堵塞环保漏洞、加强环境安全等方面的作用。但由于环境问题的专业性等原因的影响,检察建议存在针对性不强、制作有待进一步规范、反馈效果不明显等问题。因此,要着力提高检察建议的针对性、规范检察建议的制作和跟踪检察建议的落实情况,使检察建议在环境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简介：在现代法律体系中，释法系“将法律具体化”这个宽泛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多数法律争议中，法官援引法条处理案件，因此必须解释相关条款之意义。

简介：本文研究的土地征收仅限于行政机关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在给予农民集体和个人补偿后，强制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以及对农民房屋等土地附着物的拆迁等行政行为。开发商基于商业目的对土地权利的买卖和拆迁，牵涉到的是平等的民事主体的民事行为，不在土地征收范围之列，

简介：中国PM2．5数值的争议，反映出我国公共信息资源在管理、发布、正确传播和监督等方面存在的问题。PM2．5属于公共信息资源而非政府信息资源，政府不应对其信息发布权和传播渠道进行垄断，多元信息发布主体虽有利于对公权力形成合理监督与制约，但须以不损害公共利益为限。在民众维权诉求高涨及政府信息公开有待完善的今天，要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完善政府公共信息不实的司法认定和救济程序是必要的。

简介：2011年10月15日、22日，由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与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第三届“政治、法律与公共政策”年会（2011）在北京、重庆两地顺利召开。会议分“革命建国与百年宪政之道”、“新中国政法传统”、“财产、家庭与基层治理”、“政治前沿：情境性的理论思考”四个主题，选取28篇论文，采取作者报告、评议人评议、自由讨论、最后大会总结的方式进行研讨。本刊拟登载与会学者的主题发言和精彩点评，以飨读者。

简介：源于普通法之自然正义原则的听证制度,因可为当事人提供意见表达与利益交涉的平台,而成为行政决定合法性的重要制度装置。但与私益听证主要代表消极的防御权不同,公共听证含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等多种公共价值,是公共决策正当性的重要制度支撑。我国的公共听证理论,未从根本上区分代表防御权的私益听证和代表民主参与权利的公共听证,因此造成了制度建构的诸多误区。公共听证的引入,旨在破解公共决策过程的封闭性、结构化与单向度,为公众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一种制度化的渠道;在实践中,我国的公共听证程序设计与运作仍然延续了传统科层制习气,与民众之表达和参与意愿相去甚远,公共听证俨然已成为现代行政合法性的制度装饰。公共听证因此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从性质上明确公共听证的定位与价值,充实公共听证的民主取向,理顺公共决策与公共听证的逻辑关联,健全和完善公共听证的操作程序。

简介：通过对我国港澳台地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立法现状和司法适用进行梳理，认为港澳台地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各具特色兼有不足。大陆地区已于2011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法律适用法》，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立法仍不完善。可以借鉴港澳台地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经验，将名称统一为公共秩序，明确公共秩序的内涵和限制其适用范围，区分国际公共秩序和区际公共秩序，选择“客观说”作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适用标准，在排除外国法或外域法适用后首选与纠纷有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然后再考虑我国大陆地区的本地法。

简介：独不着村位于镇政府北约3公里处，全村共有54户260口人。总耕地面积800亩，其中苹果建园600亩。玉米播种面积150亩，建沼气池52座，生猪存栏900多头，私家小车10辆。人均纯收入7000余元。2004年被确定为党建综合示范村。

简介：当前政府公权力侵害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十分严重。对这一问题的治理需要从四个层面考虑：一是从治本之举考虑拟制地方政府追究土地财政的动因；二是改革和完善土地征收与出让制度；三是建立严格的土地征收问责责任制；四是司法权有效制衡行政征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