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连续犯的本质应是同种数罪,其处罚原则应是从重处罚或者加重处罚。如果连续犯表现为数额犯,应当累计数额处罚,适用基本犯的从重处罚或加重处罚;如果连续犯表现为非数额犯,其立法体现为两种情形,即"多次犯罪"和"情节严重",其中有的属于基本情节犯,有的属于情节加重犯。只有情节加重犯属于连续犯的范畴,应当加重处罚。据此,我国刑法中相关立法例存在缺陷,需要重构。

简介：十九大报告立足人民利益,明确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重要举措。实践中,囿于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资源等多样因素,我国刑法治理模式的工具色彩仍然较浓,难以契合新时代社会治理要求,严重掣肘我国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进程,亟待依托十九大报告共建共治共享精神变革刑法治理模式。具体而言,"共建"精神要求刑法治理方式从"强调刑罚威慑效应"转型"多元手段协同治理";"共治"精神要求刑法治理功能实现从"‘威慑+惩罚’型的被动守法"转向"‘认同+合作’型的主动守法";"共享"精神要求刑法治理理念从"工具主义刑法观"转变"人本主义刑法观"。

简介：

简介：本文从两岸四地、三大法系、四大法域司法文明进步的视角，试图探讨21世纪中华司法文明的进步，主要以司法独立、司法公正为线索，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

简介：民主意识的提升使得越来越多的民众对公共事务产生兴趣，法治意识的提升使得民众对法律事件尤其是反映时代特性的法律案件产生表达意见的强大冲动，而多元化的媒体则为这些内在的兴趣与冲动提供了平台。近年来的“许霆案”、“李昌奎案”所引发的热议就是例证。在这场具有现代性的民意监督运动中，法院一方面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一方面则积极的寻找应对策略。本文所论证的命题即为：在法治社会，法院与媒体舆论监督之间应该走向共融而不是流于粗浅的冲突。

简介：一、关于罪数的判定讨论连续犯与同种数罪必须先从罪数开始。罪数，是指一人所犯之罪的数量；区分罪数，也就是区分一罪与数罪。正确区分罪数，有利于准确定罪、合理量刑。关于区分罪数的标准，有“行为说”、“法益说”、“犯意说”、“构成要件说”、“个别化说”（主张不同的罪数种类采取不同的区分标准）。

简介：<正>北京人文函大在校庆四周年前夕,收到了已毕业的法律系85、86级部分学员的先进事迹材料,其中有的参加了1988年10月校庆四周年优秀学员汇报会,一些学员虽未能参加汇报会,但是他们的事迹也很突出、感人,现将他们的材料摘要整理,在本刊分期发表。湖南澧县城关镇高鹏程我是法律系86级学员,以前,从事农业科技工作。

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在总结我国长期刑事诉讼实践经验，吸收国际先进的诉讼制度和国内最新的法学研究成果基础上修订的，是一部体系完备、内容详尽的刑事诉讼法典。它对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进行了修改完善，对辩护律师的调取与本案有关的材料问题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规定。然而，刑事诉讼法亦对辩护律师的调取与本案有关的材料问题进行了一定限制，再加上刑事诉讼实践中，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一些限制性规定和作法，使辩护律师在调取与本案有关的材料问题过程中，出现了相当的不足和欠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材料方面。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

简介：程序性环境违法行为适用按日连续处罚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必要性。根据差别化的需求，程序性环境违法行为适用按日连续处罚应采取合理的适用路径。以“立法适用”为基础的路径无法穷尽和预设多样化的程序性环境违法行为。程序性环境违法行为适用按日连续处罚的合理化问题实质上就是“执法适用”的合理化问题，对程序性违法行为适用按日连续处罚的适用路径应作方向性调整，即在明确“立法适用”的前提下转向完善“执法适用”。

简介：1921年6月4日,叛军队伍对长江港口城市宜昌进行烧杀抢掠,几乎让这座城市变为废墟。此时暴动在湖北已成为高频率事件,军队袭击了外国人的商业和住所,而在合约的保护下,他们自然地躲过了中国内乱的毁坏。宜昌事件引起人们的注意。外国外交联合会马上对中央和地方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对外国的损失提出赔偿。外国外交人员进一步提出在宜昌建立一个国际协定,将来可为外国利益提供保障。这次事件在以往的学术文献中有所提及,但它的意义被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因此,北洋军阀统治下,有关湖北的一个调查认为此次暴行“给帝国主义一个敲诈的借口”。〔1〕这个解释看到了此事件作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另一个例子,并通过外交团体利用这个政策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将宜昌实现国际化。与此相反,费正清引用此事件作为“不平等条约大体上是羞辱,事实上常是物质援助”的一个例子。

简介：对于刑事案卷材料的庭后移送问题，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未作规定，而在法学界和司法界又有较大的分歧。1998年1月19日颁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此问题虽有所涉及，但仍不够明确具体。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中不容回避的问题，对这一问题处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庭审改革的目的能否完全实现。因此，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以达成共识。在此笔者略述浅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表明，我国刑事审判方式已初步形成了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相结合的诉讼结构，实行法官主导下控、辩双方平等

简介：《中国近代民事司法变革研究——以奉天省为例》一书是汕头大学张勤博士新近付梓刊印的大作,是作者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留学期间英文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利用在国内工作之便,参阅国内学者的诸多研究成果,多次赴辽宁省档案馆补充原始资料后修订而成的。

简介：“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是我国环保法律的致命缺陷。建立＂按日连续处罚制＂是弥补这个缺陷的有效手段。目前存在着两种模式的按日连续处罚制,即作为行政处罚的英美法模式和作为执行罚的大陆法模式,它们各有其优势和不足。在引进一种新制度时,是否与现有的理论和实践相冲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新制度是否能够解决实际问题以及是否有适当的制度和技术背景给新制度提供“用武之地”。

简介：一、引言家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1]从家出发,古代中国构造出伦理本位的社会。瞿同祖先生论述到:我们可以说家族实为政治、法律的单位,政治、法律组织只是这些单位的组合而已。这是家族本位政治法律理论的基础,也是齐家治国一套理论的基础,每一家族能维持其单位内之秩序而对国家负责,整个社会的秩序自可维持。

简介：运输危险材料罪是2010年《北京公约》的新增犯罪。鉴于国际犯罪只有落实到国内法中才能被国内司法系统适用，因此，分析运输危险材料罪的犯罪构成特征，促进其在我国刑法中的转化，足履行我国公约义务的重要前提。我国刑法中有两个条款共计四个罪名可与运输危险材料罪相衔接。但是，衔接的协调性尚有待强化，包括扩大我国非法运输危险物质罪客观要件的范围，明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我国刑法中的地位，将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的技术及软件的运输行为规定为犯罪等。

简介：一、文献综述对颁布于民国二十五年五月五日,制定过程历时三年多、七易其稿的宪法草案(史称“五五宪草”)的研究,据期刊网查询的结果,1992年至今共有18篇文章。[1]这些文章涉及“五五宪草”的政制制度性质的认定,对其评价是迥异的。

简介：滋贺秀三和黄宗智教授围绕清代州县审断问题所引发的学术讨论,[2]打破了中国法律史学界的研究格局,这不仅反映在研究方法上,也反映在问题意识上。以前的中国法律史研究侧重通史,现已逐渐开始向“具体问题”转移;在研究材料方面,也逐渐从以典章转向档案材料为基础;在表述层面,以一定的理论基础展开的宏大叙事研究,也逐渐让位于“把事情说清楚”的具体论述。

简介：为有效化解信访难题，杭州市信访局坚持克难攻坚，于2007年起通过各种形式不断加大与媒体合作的力度，借助媒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社会表达与舆论监督功能，形成了党和政府主导的政府、媒体、公众“三位一体”以拓宽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与维护群众权益为核心的信访工作机制。从几年来的实践情况看，这一工作机制对于有效化解信访难题。提高政府服务效能，树立民本政府形象，增进政府与社会信任度，营造社会和谐氛围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简介：＂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案＂的终审裁决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议。国际贸易中的自然资源具有特殊性。WTO对自然资源的法律规制存在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实体规则与司法程序的失衡。WTO应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进行法律变革：在立法层面通过专门决议和宣言的方式来逐步澄清和发展现有规则;在司法层面则应完善条约解释方法和采用适当的审查标准。

简介：在大调解的名义之下推行的调解制度改革汇集了以下两个特征：一是人民、行政、司法各个调解制度相互配合后的＂委托调解＂,即向人民调解委托解决的案件范围扩大、案件数增加;二是＂诉调对接＂,即确保诉讼和调解的顺利连接。这些现象对照传统的法观念来看,可以说明显反应了传统的价值观。以大调解为题材,根据中国特殊的情况,针对纠纷解决中的情理和法理、合意和强制,进一步分析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