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良好的信用是每个社会成员、企业和单位立足于社会的必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提。针对目前行业存在的诚信缺失、道德水准下降的问题，本文从刑事司法层面，论述规制社会信用，发挥刑法的最后一道防线功能的现实必要性。

简介：在刑法学理论体系中，刑事责任具有独立性。应从刑事立法理念、罪刑规范、刑事司法等角度，区分不同的刑事责任以澄清认识误区。刑事责任的本质是体现主体意识与社会责任的以罪刑关系为内容的一种刑事责任归责体系，从刑事责任根据到刑事责任归责是其体系构建的基本趋势。刑事责任归责的基础是犯罪构成，刑事责任归责体系由犯罪构成与正当化事由共同组成。

简介：网络世界具有虚拟性、公开性等特点,虽不能独立于现实世界,但也有自身的特点。单纯通过解释传统刑法条文,已无法规制和惩罚网络犯罪,宜采用＂渐进的立法方式＂对现行刑事立法进行修正。本文建议,应对公私财物进行扩大性解释,将虚拟物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承认片面共犯的存在,以适应网络犯罪公开性、跨国界的特点;调整刑事管辖的原则,参加双边及国际条约,加强国际司法协助以应对日益猖獗的网络犯罪。

简介：本文从刑事立案监督与刑事侦查监督两个方面考察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法律监督问题,指出刑事立案监督的范围过窄,立案监督中的某些缺陷对保障人权有所妨碍,这就影响到了立案监督目的的实现。为了保证立案活动的准确与合法,使无罪者不被非法追诉,刑事诉讼法仅仅规定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加以监督是不够的,而是应将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情况纳入立案监督的范围。除赋予检察机关立案备案权外,还应赋予检察机关审批权、复查权、销案权、纠错权,以强化检察权的行使。目前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法律监督是＂柔性监督＂多,＂刚性监督＂少,这是监督不力、监督偏软、监督无效的直接原因。这一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切实加以改变。

简介：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之一,但是其应以不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为限度,网络谣言不仅超过了这个限度,并且还具有法益侵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处罚性三大犯罪特征,严重的网络谣言行为应受到刑事追责。网络谣言可能触犯我国刑法上不同罪名,但从犯罪构成上来看,又具有类型化的特征。对网络谣言进行刑事追责必须遵循严格的限度,立法应进一步明确犯罪认定标准,司法实践中应严格谨慎地进行犯罪认定。同时为了遏制网络谣言的泛滥,促进人们对网络言论的合理注意,有必要对那些存在严重过失并且给社会带来巨大损失的网络谣言行为进行刑事追责。

简介：刑事强制措施是通过对基本权之干预来实现程序保障目的的行为。强制性和程序性是刑事强制措施的基本属性,共同构成强制措施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依对人身自由的干预程度,可以将刑事强制措施分为羁押与羁押的替代措施。二者在目的指向上具有同一性,但在实现方式上存有区别。新《刑事诉讼法》将监视居住定位为逮捕的替代措施,理顺了刑事强制措施的层次性和内在关联,有利于减少逮捕措施的适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

简介：现代宪政主义愈来愈注重通过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以及对个体权利的尊重来保护弱势。宪政精神的充分实现是所有法治国家的理想,而宪政状况的变化在刑事司法领域中反应最为直观和敏锐。因此,以现代宪政价值的诉求考察刑事司法的理念成了研究的新视角。在这一视角下,刑事司法理念的发展趋势必然呈现出限权、追求程序独立价值、彰显人权等态势。

简介：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量刑事实和量刑证据纳入法庭审理程序，量刑事实的证明成为量刑程序的核心问题，确立量刑事实的证明规则才能适应量刑程序改革的需要。量刑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与定罪证据有所不同，具有盖然性的关联性的材料即可成为量刑证据。对量刑事实中的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应进行严格证明，而非犯罪事实则适用自由证明法则。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的举证责任由控方承担，并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非犯罪事实由主张者承担举证责任，只需达到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简介：＂后现代＂是对肇始于启蒙时代,以总体性思维和理性主义为标志的＂现代＂的反思和反动。刑事和解则是多元视角中的一种平等对话机制,和后现代有着天然的联系。后现代以公共政策为中介,对刑事和解进行自我限以求在国家刑法主导,刑罚在场的情况下实现和解目标。中国刑法应当认真面对后现代思潮,使刑法呈现出人文学科应有的风貌,并积极促进刑法理论变革以回应社会实践之需要。

简介：针对转型时期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型刑事案件和复杂的侦查工作局面,公安机关如何正确理解、适用法律,把握法律、政策界限,做到合法、合理地扣押冻结及妥善处理刑事涉案财物,是公安机关当前需要研究的课题。

简介：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下简称新刑诉法）,修正内容主要涉及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方面,

简介：从类型学出发，刑事诉讼立法表现为对立的两种理想类型：一是价值导向性立法模式；二是技术性立法模式。《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的修法活动实为一种类价值导向性的立法。其特征为：政策与法理短路相接导致法律内部的紧张与对立，进而造成致力于精确性和明晰性的立法技术在立法中的有限应用，乃至反向利用。最终致使《第二修正案》在形式、结构与内容上均存在明显的技术缺陷。欲对其予以弥补和完善，须从价值导向性立法转向技术性立法。

简介：军队和地方的司法职能彼此独立。军地互涉刑事案件的构成要素涉及到军队和地方。明确军地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和权限，在办理军地互涉刑事案件时，才能做到各司其职、彼此协作，顺利进行刑事诉讼，保障法律的准确实施，依法及时有效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简介：不可否认，逃税行为在当前的中国具有一定普遍性，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金融财政政策研究中心安体富教授分析，从纳税人经济类型来看，我国国有企业偷逃税面是50％，乡镇企业是60％，外资企业是60％，个人是90％。[1]美国以低稽查率，高税收遵从度而世界闻名。究其原因，

简介：美国刑事诉讼法以其排除规则闻名于世，尤其与排除非法口供紧密相关的米兰达警告“不但在美国家喻户晓，而且透过警匪片，米兰达警告成为风行全球的美国通俗文化的一部分”，对许多国家的刑事司法产生了一定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继续向纵深发展。2010年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标志着中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真正起步。

简介：共犯的处罚根据理论是德日刑法当中热议的话题,被称为'犯罪论的试金石'。现在,责任共犯论与不法共犯论已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关于共犯的处罚根据的讨论主要是在惹起说内部展开的。只有与我国关于共犯的立法现状相联系,才能得出哪一种理论适合我国的司法实践的结论。修正惹起说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是可能的。同样,支持修正惹起说并不一定说明在整个犯罪论体系当中应当采纳结果无价值论的立场。

简介：贪污贿赂等腐败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我国惩治腐败行为刑事法律呈现畸重畸轻的特点,即对于严重腐败行为惩处过重,对于轻微腐败行为惩处过轻甚至不予处罚,明显不均衡,导致死刑威慑力难以起效、有罪必罚性难以实现、社会容忍度难以降低,影响了打击腐败行为的效果。应遵循零容忍原则、腐败必罚原则、预防为先原则完善我国刑事法律规范体系,通过取消定罪数额标准、废除死刑、延长自由刑、增设罚金刑、增设资格刑和设立再犯一并起诉制度,全方位遏制腐败行为,从而建立公开高效的社会资源配置体系,促进良性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的形成。

简介：一、法国刑事拘留改革之促因法国刑事拘留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关于刑事拘留的讨论从未停止过，尤其是刑事拘留中涉及的被拘留人人权问题、律师的地位以及司法机关职权等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及实务界关注的焦点。自2009年起，法国宪法委员会、欧洲人权法院以及法国最高法院刑事法庭通过的一系列决定、判决及判例，加快并促成了2011年4月14日第2011—392号有关刑事拘留法律改革的出台：

简介：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施行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审前案卷全部移送制度、庭前会议制度、侦查人员出庭制度等一系列措施或机制的确立，会对刑事审判认证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应因势利导，积极探索完善认证制度，确立当庭认证为主、延迟认证为辅的认证模式。

简介：瑕疵证据已成为刑事诉讼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是，由于某些研究过于强调“中国的司法国情”，过分追求实然效果，忽略了从证据法学的理论对瑕疵证据作出严谨的逻辑论证，从而导致有关瑕疵证据的基本定位出现偏差、概念界定不清、特征描述混乱。其实，瑕疵证据属于不适格证据中的一种形式，其主要解决证据能力问题，而判断证据能力的标准是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与合法性。因此，证据的三个属性才是瑕疵证据研究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