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金融操作风险虽然形式多样，但在我国，却主要表现为金融业高管腐败的日趋严重、金融业违规操作的日益严峻、金融违法犯罪的日益猖獗和操纵证券市场的屡禁不止。而监管体系结构的失衡、监管治理机制的薄弱和监管规则的相对滞后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和交互作用，则是根本的症结所在。总之，我国金融操作风险的有效防范和金融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不仅需要进行监管制度创新，统一金融监管权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而且应当健全金融法规体系，发展金融同业公会，以构建政府掌舵——市场约束——社会参与的新型金融监管体系。

简介：随着现代性的增长，特别是现代法治话语的勃兴，基于邻避设施的环境抗争在中国呈量级增长．这将给未来中国的社会与法治结构的变迁带来重要影响。基于惯性维稳思维，地方政府一般采用“专断一压制”型的管控模式治理邻避风险，这种模式减损了环境法律的社会功能，在实践中已呈现出诸多合法性危机。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趋势下，邻避治理必须在法权结构的合理与法权能力增进的基础上．通过环境协商的制度实践。构建一种“参与一回应”型的社会治理体制。该治理模式强调社会权力能力的增进．是一种多元、参与、合作的结构。经此，将各行动主体与环境事务联系起来，这是环境法治的基本方向与价值回应．也是中国环境邻避治理的基本选择。

简介：食品安全问题成为风险社会的重要表征是一种误读。风险社会的语境实质更适合在粮食安全的领域中展开。相对的以风险社会为基础的风险刑法并不适格应对食品安全犯罪。食品安全领域中的规范伴随着人类存在的历程已经提炼得十分完整，即避免食源性疾病。故“非必须”规则所认定的刑事违法性成为已足，比风险刑法的违法性认定更为合法、有效。

简介：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海外投资国,但大量海外投资分布在安全风险高的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国家现存防范安全风险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与之不相适应,无法充分保障海外投资的国家利益和投资者合法权益。从建立健全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国家促使投资者充分利用MIGA担保制度、构建中国特色投资条约"保护与安全"和"保护伞"条款、建立健全中国实施外交保护国际法依据四个方面建构了中国海外投资安全风险法律防范的基本体系与主要制度。

简介：《食品安全法》颁布之后,我国食品安全事故仍旧频繁发生。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食品安全的威权监管模式失灵。而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转型也势在必行。合作治理模式主张信任、信息公开、全程参与和地位平等、责任共担,是一种新型的行政决策模式。将该模式引入食品安全领域,不仅符合世界食品安全监管的大趋势,而且对中国食品安全监管而言,更具有可行性和合法性。而在食品安全监管的合作治理模式的制度设计方面,应着重关注食品安全法律规则的问题导向、多维度的合作关系、责任共担体系、信息共享制度等方面。

简介：1990年我国颁布实施了新中国的第一部著作权法，2001年我国又按照世界贸易组织有关知识产权协议规定的保护基准对该法进行了全面的修订，随后国务院颁布了该法新的实施细则。这在我国著作权保护的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我国著作权立法的保护水平与世界接轨。我国《刑法》还对盗版者触犯刑律时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作出了规定。此外，为加强行政执法的力度，国务院还制定了相关的行政法规，为加强司法审判的力度我国最高人民法院还出台了有关审理著作权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显然，我国从立法、执法、司法等诸方面大力构筑著作权的保护体系。尽管如此，在我国著作权保护实践中的问题仍很突出，著作的保护现状和保护力度令人堪忧。

简介：法治是社会治理的一种,社会治理是人在认识自然的规律和人的本性的基础上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并建立和维持秩序的过程.从民主的观点来看,社会治理的最高治权应当归于人民全体.执政者所掌握的只是使用权,因此他们对社会的治理不是一种统治,而是一种管理.好的社会治理称之为善治,而法治就是一种理想的善治.

简介：中国刑讯逼供长期屡禁不止,经多年努力,公安系统近年不断宣称,刑讯逼供已大幅度减少。然而,媒体不断披露出的重大刑讯案件,却造成了难以消除的影响,导致上述论断备受质疑。因此,为了客观、公正的评估当前刑讯逼供的现状及其治理效果,我们将根据既往刑事司法实践,归纳出刑讯案的审讯结构特征,以此为框架,评点国家治理措施是否改变、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刑讯极易发生的审讯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的改革措施。

简介：近年来,＂一核多元＂治理模式被视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大成果,但实质上这种新治理模式只是传统全能型治理的延伸和升级,以此为基础的社区治理法治化,只会产生一种＂翻新＂的威权主义治理。在社会系统论视角下,社区多元民主治理的动力来自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这种分化的不足或者负外部性都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公共性问题。社区社会公共性的发育,不仅需要多元民主治理结构的形成,而且还需要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多元民主治理结构的形成和社区治理法治化的推进都需要社区社会公共性来支撑。社区治理法治化既是多元民主治理结构形成的重要机制,也是社区社会公共性发育的重要支柱。简言之,多元治理结构、社会公共性和治理法治化共同构成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驾马车＂。

简介：法治无疑是人类文明的共享成果，它既有普遍性的底线要素，也呈现出多样性的发展形态。对于后发现代化的中国而言，我们需要追赶现代化和达致法治底线，但同时叉要结合国情来探寻自己的法治道路。期间，必然会面临着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体制机制、国民性格等诸多因素的挑战。因此，法治中国建设不仅需要引领正义的法治理念、健全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良性运行的司法制度机制等等，更为重要的则是亟待构筑法治的社会根基。

简介：治理是现代民主政治世界广泛运用的规则技艺,并逐渐演进至国家治理层面。公法学的核心任务是规范多元政治控制符合人权保障的有序运行。国家治理是国家行政、立法、司法、政党、军事及其他国家资源的重置,国家治理体系及能力现代化应上升到同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等重要地位。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其能力现代化符合人权保障要求,具有民主化、科学化、效率化、文明化、法治化等内涵,防止滑向专制集权,促进人权进步。

简介：食品安全风险属性存在现实主义模式和建构主义模式之分。两类风险属性模式对食品安全风险议题之形成、食品安全标准之制定、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全风险沟通和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等食品安全风险监管的各个环节隐含着不同意义。作为调整食品安全风险监管的食品法律制度应当从整合两类风险属性模式优势之角度出发来设计，在食品安全风险监管的理性／科学与民主／公平之间获得睁当的平衡。以此为基础，我国食品法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设计“超级食品安全风险监管机关”，建构以“辩证对话”为核心的分析性和合作式监管程序，注重软法之治并倡导柔性监管措施以及建互并及时更新食品安全风险信息超级数据库。

简介：大学是崇真、向美、求善之领地,大学是国民教育之＂象牙塔＂;现代大学治理是法律维度下的治理,是以章程为制度载体的治理。章程乃大学之＂宪法＂,其演绎着校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博弈,折射着高校与政府、社会、师生的良性秩序和谐。大学章程是＂组织法＂,更是＂权利法＂与＂程序法＂;通过章程的现代大学治理是＂校长治校＂与＂教授治学＂之耦合,是学术自由与人权保障之凸显,是实体法治与程序法治之统一。

简介：环境监察协同治理以部门协同与区域协同、环保机构与第三方环境监督组织的协同治理为核心,构成了破解环境监察治理格局分散化、松散化困境的重要路径。作为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监察协同治理的适应性改革,既须坚持党委领导与部门协同一体建设,推动监督、检查、督办、执行及责任追究的衔接;立足环境监察领域的特殊性,实现垂直管理与属地负责的有机结合,优化其权力配置及权责结构;同时又需立法保障、运行机制及配套保障机制在内的一整套完整系统的全方位支持,推动环境监察协同治理综合格局创新发展,建成＂督企＂、＂督党＂、＂督政＂,＂党政同责＂的国家环境监察体系。

简介：我国的一系列政治报告，都非常重视民主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民主建设与环境治理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民主对环境治理的作用取决于许多因素。民主通过选举、审议和参与，表达了公众对政府和企业环境行为的意见，从而影响到环境治理的效果。要研究民主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作用，需要重视公众的环境意识、民主制度真实效果和民主制度的运行机制对环境的作用，同时，也需要重视司法制度环境治理中的作用。

简介：产业投资基金有效运行有赖于合理治理结构，形成有效约束和激励治理机制。公司型产业投资基金、契约型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型产业投资基金三种基金形式体现了不同的法律关系，因而在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各有其特点。比较其各自特点，对于选择适当基金形式，推动我国产业投资基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简介：选择匹配的治理工具对实现环境治理目标至关重要。环境信息工具的重要性源于环境治理方式的变革和软法机制的兴起，其效能发挥取决于问题意识、情境要素与目标群体的相容程度。收集工具、流动工具、识别工具和补强工具等信息工具都有自己的局限和不足，在环境治理实践中应进行慎重比较和权衡。在既定领域内，信息工具是对传统命令控制工具和新兴市场工具的恰当取代或有益补充。以信息工具视角对环境法律制度进行检视．就会发现它们存在一些缺失、不当或错误。按照匹配和一体化原则．完善相关制度措施．以弥补缺失，修正不当或错误，达到解决现实问题和实现治理目标的统一。

简介：程序正义既是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和内容，同时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保障，是培育和形成社会治理持续创新机制的社会环境因素。因此，一个法治国家要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保障人权和增进人的福祉，就必须不断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正当程序法律制度，如信息公开与政府透明制度、公泉参与制度、权力制约制度、说明理由制度、申诉与救济制度等。

简介：

简介：本文梳理了西方国家监管发展的脉络,将其分为＂前现代监管＂,以政府监管机构为中心的＂政府监管＂和政府与其它社会组织协同共治的＂监管治理＂三个阶段,并重点分析了政府监管与其它非政府监管形式互相构建,推动监管治理发展的动因。理解监管治理在西方国家形成的过程有助于我们确立监管治理的理念,认清不同监管主体之间互相促进的关系,为建设我国监管治理体系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