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是2005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设立的、按新的机制和模式举办的本科层次的独立学院.学院地处西安市长安区秦岭北麓,沣河东侧,毗邻西工大长安校区.学院在原有的基础上,通过持续建设与发展,目前已建成在校生规模1.2万人,办学基础设施良好,专业特色鲜明,师资力量雄厚,教学仪器设备先进,藏书过百万,园林化、信息化、人文化的本科高等学校.

简介：近年来中国援外活动引起诸多争议，但从目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出发，确有必要实施对外援助。中国已形成以商务部为主要实施机构、其他部门共同参与的援外体系，但存在援外机构设置随意、援外机构职责不明、援外决策体系不完善、援外活动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中国援外法制尚不够完善，如缺乏统一的援外立法、援外法律体系不完备、援外规范效力层级低、援外活动透明度不高等。当务之急尽快完善对外援助法律体系，以更好地规制对外援助活动。

简介：有罪免刑作为我国刑法的一种制度设置，在司法实践中体现为一种独立的判决类型。然而，有罪免刑判决在实践中出现了“虚置”与“特设”并存的反差现象，特别是免刑在渎职侵权犯罪领域中的异化与滥用，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面对此困境，我们有必要考察有罪免刑制度设立的理论基础，整理和分析我国刑法中有罪免刑判决的规范基础，发现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并且探寻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完善途径。

简介：在法治国家（地区），沉默权和律师帮助权是讯问前最主要的告知内容，如果侦查机关未告知这些权利，则所获供述有可能落入非法供述排除的范围。在讯问前未告知权利与非法供述排除规则的关系上，法治国家（地区）形成了原则加例外模式和裁量排除模式。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有讯问前告知权利的规定，但告知内容单薄，且未确立程序违法所获供述排除规则。作为理想的改革措施，我国应借鉴法治国家（地区）有关讯问前权利告知制度，建立完整的讯问前权利告知规则；通过对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进一步挖掘，也可以在不突破现行法律框架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讯问前权利告知规则的缺陷。

简介：行政决策法治化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科学、合理的行政决策制度应当包括合法性审查、公众参与、集体决策、风险评估、结果公开、反馈制度等方面。从当前评估的总体情况看,行政决策法治化的总体水平不高,行政决策制度建构情况与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基本存在正相关关系。从具体指标的得分看,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建设情况较好,而决策后的反馈制度尚没有普遍建立。

简介：我们这一代法学研究者经历和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司法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曲折历程。2000年2月,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举办的有关司法改革的国际研讨会上,笔者曾做过题为《司法改革的现状与问题》的发言,在充分肯定司法机关改革实践的同时,指出：首先,司法改革涉及到政治权力配置以及司法功能的定位,并关系到整个国家结构和体制,需要调动国家和社会的大量政治资源和财政投入。

简介：我国行政法的实施受困于其“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主要体现为“行政机关中心主义”。行政机关不仅是行政调控法的实施主体，而且在行政救济法的实施中扮演重要角色。此种“路径依赖”阻隔了行政调控法与救济法的互动，使得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以及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处于不确定性状态。要实现行政法的有效实施，须从制度结构人手破除此种“路径依赖”，实现行政审判的独立性，在国家治理的框架下再塑行政诉讼构造。

简介：2007年《物权法》并未规定居住权，致使实践中出现的案件只能以债权来处理。然而，居住权债权化的处理结果并不能为居住权人提供充分的保障，也未能忠实地执行所有权人的意志，有违私法自治理念。居住权之物权法定化，不仅能使其获得对世效力，也体现了民法的人文精神，因而不论从民法理论还是从实践需要来看，居住权回归传统人役权无疑都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简介：在规范层面上，我国2004年通过的第28条宪法修正案使国家主席拥有了部分实权性质的外交权；1982年《宪法》对国家副主席代行职权及继位的规定基本承续了1954年《宪法》的有关内容，但还是有一定区别。在实践层面上，国家主席在党内、军内的兼职惯例，形成了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格局；国家副主席的人数设为一人较适宜，从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年龄搭配来看，1998年后国家副主席具有了接班人的意义。国家主席应是荣誉称号的授予者，而不是被授予者。

简介：法治化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设计和实施改革,充分发挥法治对改革的引领、促进和保障作用。行政体制改革的法治化应包括行政体制改革权的法治化和行政体制改革内容的法治化。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法治化必须善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必须处理好改革与立法的关系,促进二者的互动共进;必须以公开透明和民主参与的方式推进改革,使改革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力量支持。

简介：2013年实施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我国法院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可以依据尚未对我国生效的国际条约予以确定，从而拓宽了我国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范围。然而，该司法解释对我国尚未缔结的条约在法律适用中具有的特殊地位、选择适用我国尚未缔结条约的方式、适用我国尚未缔结的条约是否限于“援引”与“合同领域”和他国之间的双边或非开放性条约可否适用等问题缺乏明确规定，我国的理论与实务部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尚不够深入，深入分析研究上述问题有益于进一步完善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理论与实践。

简介：我国刑法中的“组织型犯罪”罪名共计有15个，分布于刑法分则的四章中，以罪名带有“组织”为标志，“组织对象”具有特定性。“组织型犯罪”与“有组织犯罪”存在包容与交叉两方面关系。应将我国的“组织型犯罪”重新构建为“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罪”、“组织、领导黑社会组织罪”、“组织、领导邪教组织罪”等罪名，而组织残疾人、未成年人乞讨罪则需要修改完善。

简介：社区检察是美国检察机构在应对日益严重的犯罪问题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种以社区为导向的检察策略。社区检察究竟是检察机构工作模式的转变，还是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制度，学界争议颇大。文章将通过对社区检察制度的起源，理念和构成要素、社区检察制度与传统检察制度的区别及其制度功能的转变等问题的探讨，为我国对我国检察制度改革提供相关的理论依据。

简介：证明责任分配本质上是法官适用法律问题，只有深刻理解实体法的价值本质，悉心分析实体法规范的逻辑结构并仔细辨析法律事实在实体法中的效果，才能探究出每一具体案件中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本文以《侵权责任法》为样本，通过对法律规范的深层分析，指明一个法律规范抑或几个法律规范之间所指向的内在的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则，为法官在证明责任分配过程中，准确理解和适用法律规范提供一种思维模式。

简介：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写入宪法。将“五位一体”建设的有关内容载入宪法。完善关于经济体制的规定，进一步发挥宪法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规范与确认作用。增加公民保护环境的权利和义务，进一步完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体系。增加“国家安全委员会”一章，确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宪法地位。增加司法制度的授权性和原则性表述，为司法体制改革提供宪法依据。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两岸关系的定位，修改宪法序言中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

简介：湿地是水陆相互作用形成的独特生态系统,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和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美国和英国都采取了许多法律方法对湿地进行保护,美国甚至是最早提出湿地概念的国家,在《清洁水法》中很早就有保护条款。学习这些国家的湿地保护法,可以启发我们寻找具体适宜的湿地保护方法。

简介：在我国环保部和保监会相关指导意见的推动下，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试点在全国高污染风险行业纷纷展开。基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现实，运用SWOT分析方法，对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所具有的优势和劣势、以及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进行系统分析，得出了目前我国开展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宜采用s0策略和WO策略。

简介：在满足法定的犯罪年龄和刑罚程度条件的前提下，无论未成年人所犯罪行属于何种性质的犯罪，无论未成年犯罪人是初犯、偶犯还是再犯．亦无论未成年犯罪人有无认罪、悔罪表现，其犯罪记录都应毫无例外地予以封存。行为人跨越18周岁前后实施犯罪的，如果其中成年时的犯罪行为轻微，对于包含未成年及成年两个年龄阶段犯罪行为在内的犯罪记录予以整体封存，可以较好地体现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应当扩大解释到包括定罪免刑、存疑不起诉、酌定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从最大程度地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特殊保护的角度出发，各个司法机关在自己职能对应的诉讼阶段结束后，应当及时地、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本部门保留的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各种卷宗材料予以封存。被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效力具有持续性。犯罪记录封存机关在审查有关单位据以要求查询的“国家规定”具体内容时，应当注意这些规定是否与《刑法》第100条第2款规定的未成年犯罪记录报告免除义务制度相冲突。

简介：上诉机构的结论与裁决对我国今后的同类申诉将产生积极作用。WT／DS379案是我国对“公共机构”与“双重救济”问题的申诉首次获得上诉机构支持的成功例子。当前对这两个成功实例加以剖析与评论，并从中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在近年我国频遭欧美等国外双反调查的形势下显得尤为必要且具有实际意义。

简介：我国贿赂犯罪的刑法规范存在诸多根本性缺陷，目前已成为法治反腐的最大障碍。应删除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之规定，然后将受贿罪罪状修改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基于其职务，为自己或者第三人索要、约定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至于行贿罪罪状，可考虑修改为：“基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国家机关的职务，任何人给予或者许诺给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国家机关任何不正当好处。”还应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不以犯罪论处”，以置贿赂者于囚徒困境。此外，由于受贿罪在罪质上明显不同于贪污罪，应对受贿罪设置独立的法定刑及适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