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最近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要求在适用逮捕措施时应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是,无论是从立法上来看,还是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的逮捕条件离宽严相济的精神都相去甚远.为此,需改革我国的逮捕适用条件,以体现宽严相济的理念.

简介：宽严相济在当前仅仅是司法政策,不是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对“严打”的反思,是回归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在刑事诉讼程序的每个阶段都需要贯彻该政策.

简介：近期国际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是实行轻轻重重的两极化刑事政策。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在“严”占主角、“宽”为配角的重刑结构下，作为对“严打”方针的反思而提出的，当前是一项刑事司法政策。其内涵虽与两极化刑事政策有差异，但对犯罪采取区别对待的灵活精神与两极化刑事政策相符合。在“严”的重刑结构下，要发挥”宽”这个配角的作用，只能以司法努力，尽可能多地拓展“宽”的空间和份额。应以“量刑”（裁判）这个司法中心环节为基点，向“量刑”（裁判）的前、后两个阶段和领域进行扩展。

简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在构建和谐社会时代主题背景下提出的指导性刑事政策,该政策的正确定位对刑法理论与实务操作意义重大。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主体、历史继承、具体语境、应有内涵等方面都说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基本的刑事政策,而非具体的刑事司法（审判）政策。＂基本刑事政策＂的定位对我国刑事立法的反思与结构性调整、刑事一体化方向的整体性变革、行刑方式的创新、和谐社会的全面实现都将发挥有益功效。无论是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实施都将获得积极性功能,只有照此运行,才能真正契合该刑事政策提出的本意。

简介：文化的世界是抽象的人类世界，是符号的世界，站在不同的立场可以进行不同的解读。中国传统的刑法文化存在着复杂多样甚至是矛盾冲突的多重性格，既存在着“慎刑”主义与“重刑”主义的对立，也存在着泛刑主义和泛道德主义的文化争鸣，儒家思想和法家学说分别是这两种法制现象的理论源泉。正是这种兼容的多元文化传统为后世的刑法实践提供了多元的选择，也为我们对犯罪的预防对策和控制模式提供了研究上的启发和帮助。我国现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并不完全是学习西方——“拿来主义”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简介：“宽严相济”赋予了司法人员更广阔的执法空间。这种执法空间是在原有一定自由裁量基础上的扩张，也在某种程度扩大了执法的张力。因此，强调“宽严相济”应防止司法权力的擅断和滥用，需要重申和防止司法权力运行的异化。而防止司法权力的滥用重在监督和制约，这其中，案件检查监控是防止刑事司法政策在实践中被运用异化的一个重要方式。完善案件检查监控的范围、时机和工作程序以及成果运用。有助于从内部保证司法权力运用的规范和合理。

简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的新发展，同时也是对实行20多年的“严打”政策的反思和纠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都“以人为本”，因而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因为它能满足和谐社会化解社会矛盾的需要、节约社会资源和刑事司法资源的需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能促进和谐社会构建，因为它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协调社会利益。所以，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简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现阶段适用的基本刑事司法政策，是新时期提出的新要求，是一种科学、理性回归，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正视社会矛盾、正视社会稳定与犯罪增长关系后的理性反应，最终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监管场所作为国家专政机器的一部分，也应当积极探索并全面贯彻落实。

简介：中国刑事政策源远流长，因时因地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刑事政策，而各个刑事政策的执行方式也大相径庭，而其直接后果则是刑事政策执行的失败与成功。学界历来不缺对刑事政策本身的研究，但对刑事政策的执行方式却鲜有论述，本文分析了现存刑事政策执行方式的不足，提出了刑事政策执行在理论上存在的三种可能方式，并认为综合式执行方式是中国目前刑事政策执行方式的首选。

简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诉讼化，在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际上就是落实公法中的比例原则。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我国刑事强制措施运作模式从“追诉型”向“保障型”转变。确立单一的强制措施适用目的、多元化的强制措施结构、证明标准和理性化的强制措施手段和对象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键。

简介：重刑刑事政策弊多利少，应予摒弃；而单极轻刑化的刑事政策仅仅关注刑罚的教育、改善功能，忽视刑罚所应有的报应、社会保护之机能，亦不可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是我国当前刑事政策的理性抉择。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宽”的要求，我国关于非监禁刑种的立法有必要作相应的改进。

简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当前我国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检察机关在履行检察职能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准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突出打击重点，做到有宽有严，宽严结合，惩办少数，教育挽救大多数，将刑事法律的刚性与刑事政策的柔性有机结合起来，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简介：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制度在发展进程中遭遇困境。未检制度的独立性要求与实际的附属性相悖等矛盾凸显，在实践中亦存在少捕、慎捕政策未能贯彻落实等问题。由此决定了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亟待完善和发展。如何做到既保护好未成年人利益又保护好社会利益,一直是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制度中的难题。笔者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大框架下。对我国的未检制度进行了重构。笔者认为，应在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捕、诉、防一体化工作模式下，创设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特殊审理内容。革新检察机关的办案工作机制。如何寻求社会秩序和未成年人双向保护的衡平是本文所构建的制度所追求的主题。

简介：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刘长锋认为：在未成年犯管教所充分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意义重大。它顺应国际犯罪少年行刑社会化发展趋势，顺应国家司法保护法规政策实施需要，顺应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内在要求，顺应当前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需求，顺应国家建立节约型社会管理要求。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该政策“运用不够充分，实施不够到位，效果不够理想”，主要表现为五个缺失：一、行刑观念失之于“偏”，难以体现与时俱进。一是偏“严”；二是偏“惩”；三是偏“安”。似乎安全工作就是全部。

简介：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是我党在新时期新阶段对政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本文主要针对福建省政法部门应如何从实际出发,在政法工作中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使政法部门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更好地发挥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发展的作用。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科学内涵,第二部分介绍了我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主要情况,包括所取得的成就、采取的措施和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第三部分重点阐述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第四部分针对实践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对策和建议。

简介："宽严相济"作为我国现阶段惩治和预防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于2006年10月首次写入《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7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出台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总计26条)、《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总计12条)、《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总计49条)。

简介：在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上,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各有分工,形成不同的意思自治模式。在通常情况下,意思能力为行为能力提供基础,并被行为能力替代,需借助行为能力影响法律行为的效力,此即“借壳型”意思自治。在特殊情形下,意思能力会与行为能力发生偏离,完全行为能力人会缺失意思能力,对此应根据意思能力的缺失状态认定法律行为无效,此即“绕道型”意思自治。在特定情形下,行为能力欠缺人也会有意思能力,为了促进其心智健全和融入社会,应根据意思能力推定法律行为有效,此即“促进型”意思自治。这三种模式分别涉及不同的规范,它们共同构成从自然人适格角度判断法律行为效力的规范体系。

简介：<正>所谓破产能力,是指债务人在失去债务清偿能力时,能够适用破产程序,接受破产宣告的资格。从本质上来讲,首先破产能力是以民事权利能力为基础的,即权利主体的民事权利能力是其具有破产能力的前提;其次破产能力是以维护和实现民事权利为目的的,是与当事人诉讼能力相并行的一种特殊

简介：权利能力制度滥觞于罗马法的“人格”，在抽象层面是指成为一切法律关系的权利主体的资格，在具体层面是指成为特定法律关系的权利主体的资格。目前在权利能力有关制度中存在权利能力平等规定的不当与缺位、限制监护权利能力规定的缺位、权利能力与责任能力的混淆、经营范围限制企业法人权利能力的疏漏等问题，应结合世界立法趋势和我国法律实践予以解决，以期完善我国的权利能力制度。

简介：实践中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已相当普遍,而我国现行却未曾十分明确地规定公司担保能力的限制.本文经由评析学界和司法实践对第60条第3款及其他相关规定的理解,并比较分析了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的相关立法例,论证得出我国公司法应赋予公司有限制的担保能力,即不应禁止公司提供担保,但应当从担保数额、判断有效的标准、决策程序上予以适当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