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和解协议属于典型的实体法与诉讼法交叉领域：一方面,和解协议本质上属于特殊的民事合同;另一方面,和解作为一种民事纠纷解决方式,必然要求确定其在诉讼法上的效力尤其是与诉讼的关系。就初始纠纷而言,和解协议与诉讼裁判之间相互排斥,从而实现了广义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但和解协议又非终局的纠纷解决方式,因此可能发生和解协议之诉。此外,出于效率等因素的考虑,诉讼法上又常常会对和解协议的效力作出一些特殊规定。这就要求必须从诉讼法的角度,对民事和解的纠纷解决机制进行详细阐述。

简介：近几十年，核能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核事故造成的损害屡有发生，核安全问题及由此引发的核损害民事责任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鉴于核损害的破坏力巨大，出于最大限度维护受害人及公共利益的目的，笔者认为对核事故的归责应遵循唯一责任原则及无过错责任原则，由民用核设施营运人作为唯一责任人承担核损害的全部赔偿责任，无论其主观上对损害的发生是否具有故意或过失。但这种责任的承担不是绝对的，在战争、冲突、暴乱、受害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这些情形下，营运者可以全部或部分免责。对于事故发生后的赔偿问题，应设置两个层次的赔偿制度：第一层次由营运者进行不具有额度上限的赔偿；第二层次在营运人无力赔偿时由国家进行补偿。

简介：我国民事诉讼立法缺乏关于诉讼和解程序规则的规定;在民事司法实务中,诉讼和解很多时候被处于＂边缘化＂地位。这与新形势下要求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顶层设计不相吻合。对民事诉讼和解进行以建立程序规则为中心的制度化处理有利于激活其解纷功能。具体地,通过加强法官对诉讼和解程序的管理、尊重当事人在诉讼和解过程中的自愿性、完善律师参与诉讼和解的制度措施、坚持诉讼和解的双重性质、改进诉讼和解法律效力的程序规则来增强诉讼和解程序的驱动力,藉此达到切实发挥诉讼和解解纷功能的目的。

简介：《民法总则》关于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极具中国特色，其规范构造虽然通俗易懂，但在立法技术上付出了重复立法的代价。下调无民事行为能力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界限，旨在减轻无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先天缺陷。年龄界限下调得越低，越利于缩减这种缺陷。其第21条所作八周岁以上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新增规定，是对未成年人之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缺乏深入理解的产物，属于无益有害的立法“创新”。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拟制与未成年人之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规定在一个条文中更能揭示拟制制度的规范目的，并有助于消除关于拟制制度的错误理解，然而，立法者却于最后时刻放弃了创新追求。总体而言，《民法总则》在承继《民法通则》的规定上因循守旧之气过重，变革动力和能力明显不足。

简介：《民法总则》制定过程中的“通则思维”危害极大，“民事权利章”是其典型表现。在民法典分则会对各项民事权利作详尽规定的预设之下，没有必要再设“民事权利章”。《民法总则》在人格利益保护方面，采行了人格利益保护一般条款加具体人格权之模式，个人信息保护则采行为规制模式，这均应予以肯定。“民事权利章”之中的现有财产权规定应予删除，以免出现财产权规则分置于总则和分则的局面。荣誉权之规定也应当删除。

简介：最高人民法院将＂两金＂排除出赔偿范围的原则及理由均有待商榷。以加害人有无赔偿能力作为是否赔偿＂两金＂的适用原则,有悖宪法平等原则。＂两金＂系物质损失而非精神损失,排除＂两金＂既无助于降低空判,也不利于附带民事调解的达成,更不符合法律位阶原则的适用。赔偿＂两金＂既体现了对生命权、健康权的尊重,也有助于强化权利救济和维护司法权威,并符合我国的历史传统。由此,建议将＂两金＂重新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范围。

简介：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和第68号指导案例确立了法院审理疑似虚假民事诉讼案件应当依职权询问当事人的规则,但未进一步厘清询问当事人的依据以及询问当事人的具体规则,导致实践中各地法院操作混乱,适用效果不佳,因此亟需从解释论上予以回应。询问当事人在法理及现行立法均有依据,询问对象既包括原被告也包括第三人,询问内容应围绕＂虚假诉讼事实是否存在＂这一事实争点。程序保障方面,应由专业法官或专业合议庭审理虚假诉讼案件,设立当事人听取与当事人询问程序,并完善当事人义务。

简介：民事诉讼证据调查令制度对解决了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因为客观原因无法通过自身获取相应证据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调查令制度实践时间不长，仍然存在调查令制度运行缺乏立法的支撑、调查令的权利属性不明确、没有区分调查令的申请主体与持令主体、调查令适用的主体范围不明确、调查令适用的证据种类没有明确、责罚体系缺失等问题。对此，可以从在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调查令制度、对调查令的适用情形和适用阶段的具体规定、明确调查令的申领主体和被调查主体、调查令调查证据的类型、调查令审查签发程序和不予签发调查令的情形、调查令使用的具体程序要求、违反调查令制度的法律后果等方面进行完善，实现其价值目标。

简介：基于私权自治以及权力法定之法理，实践中，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必将面临诸多法理诘难和现实难题，欠缺直接法律依据，且“公益”范围难定、“公益诉讼人”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存疑，以及检察机关处分权界限问题等等。建立公益保障的长效机制，实现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制度化，关键在于加强立法、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督促行政机关严格依法管理，实现行政权和检察权的有力对接；鼓励社会组织积极作为，培育社会内生力量；加强公益宣传和法治教育，培养公民维护公益的自毙洼。

简介：基本权利对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是基本权利进入民法场域的重要管道。这种影响不是通过基本权利对民事法律行为的直接适用实现的,而是通过公法性强制规范和公序良俗原则发挥其影响。违反公法性强制规范不足以对民事法律行为效力产生绝对否定性的影响,法院审查和判断的准则是：否认违反公法性强制规范之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是否会构成对相关基本权利的过当侵害。是否构成过当侵害的判断标准是比例原则。违反公序良俗是导致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一个重要原因。法官在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判断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时候必须借助基本权利对其进行客观化塑造,但必须对注入私法场域的基本权利进行流量控制。

简介：我国著作权法有关作者、著作权人、署名权的规则,没有明确署名权的主体究竟是作者还是著作权人,需要在考察域外立法例的基础上,从法理层面进行分析论证,重新审视作品、作者、署名权、著作权背后的价值理念,重构作品之上的权利体系。应该采用二元论,将作者权与著作权分置。作者权定性为作品创作事实的确认机制,由创作者独享;著作权定性为作品经济利益的分配机制,由创作者与投资者分享。作者权中的署名权是表明创作者的身份,著作权中的署名权是表明著作权人的身份。

简介：起诉资格是环境公益诉讼得以启动的关键,建立在起诉资格前提之上的起诉主体顺位设计是对最优起诉主体的探寻,在避免司法资源浪费、协调诉权冲突以及保障环境公益诉讼实施效果等方面均有所裨益。通过最强公共利益标准与诉讼经济标准的衡量,将检察机关定位为环境公益诉讼的第一起诉顺位,环保社会组织和公民分列第二、三位。对环境公益诉讼顺位设计标准的把握应当灵活,契合当下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实践。不同顺位之间的环境公益诉讼起诉主体应相互协作,合力推动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救济功能的实现。

简介：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有若干重大问题亟待解决。通过将一般民商事特许制度进行公法的调整,使行政主体亦能进行民商事特许：作为受许人的国企或私企可使用＂国企标准监管企业＂的名号、并具有与一般国企平等的市场地位。当受许人为国企时,在实施优先股制度的同时通过实施民商事特许对国企进行有限控制;当受许人为私企时,通过在特许合同中加入国企监管标准等内容通过合同对私企进行有限控制。作为特许人的行政主体通过特许权使用费的收取、优先股分红、某些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等获得收益。本制度贯通了行政营利行为与行政私法行为,在推进国企改革及应对TPP国企条款的挑战、合理拓展财政收入、达成政府某些经济政策目标等方面有重要应用价值。

简介：传统理论依赖于将外国法归属于事实问题抑或法律问题的定性来确定涉外民事诉讼中法官与当事人在外国法查明问题上的责任划分,但在比较研究中忽略了各国在诉讼模式等制度背景上的重要差异和在裁判方法上异曲同工的原理。而我国诉讼模式正处于转型和不确定状态,由于缺乏基本裁判思维和方法训练所导致的对事实与法律之间逻辑关系的普遍误解在外国法查明问题上很具有典型性。从裁判技术角度来看,国际私法研究领域中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外国法究竟属于事实问题还是法律问题＂主要是一种概念争议,甚至争议各方已忘记了问题的出发点——各国在外国法查明问题上是如何配置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义务和权限的？从这个功能视角出发,在概念上看似迥异的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之定性或归类,在特定诉讼模式之中如果按照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相应的逻辑和规则进行调查,并不会导致查明义务主体的重大差异。因此,中国对于外国法查明问题的研究重点不应停留于事实问题抑或法律问题的符号之争,而应当置于转型之中的中国民事诉讼模式对法官-当事人权限配置关系这一特定的制度语境下,以＂外国法＂为对象,以＂查明＂为目标,对现行外国法查明的具体制度进行功能性考量,探索其适用规范。

简介：商主体法定原则为我国商法学界的通说，但该通说是我国学者对国外立法例的学理阐释，国外学理上并未有类似表达。商主体法定原则的前提是商主体的立法较为完备，不同商主体法之间的转介条款较为合理。我国目前的商主体立法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商主体法定原则不适合我国法制现状。司法实务当中对商主体原则多有突破，法院在处理商主体的纠纷过程中，常常用类推适用的方法解决纠纷，表现为同一商主体内部、不同商主体之间和民商事主体之间的类推适用。这种突破有其合理性，商主体法定本就是学理表达，其对法院审判活动并无实际的拘束力，商主体立法大量漏洞的存在迫使法院必须放弃商主体法定原则，从结果上来看，法院对商主体法定的突破带来积极的社会效果。尽管法院的类推适用在技术上存在一定的瑕疵，但法院做法本身并不应被批评，反倒是学理上应该放弃商主体法定原则。

简介：小额诉讼程序实施陷入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一审裁判权威不足,从中暴露出民事诉讼轻视程序保障的一般问题,表现为立法上的重纠错、轻保障,司法实践中的重效率、轻保障,以及审判改革的审判权本位主义。要激活小额诉讼程序,树立一审裁判权威,需从根本上反思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从立法到实践两个层面重视程序保障。约束审判权和保障当事人程序权利是正当程序这枚硬币的两面。正当程序的内在价值即程序正义主要是对审判行为提出的道德要求。程序简化主要是简化审判手续,不是克减当事人程序权利,且不能突破程序保障的最低要求。

简介：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责任制度存在名实不副、合法性欠缺、保障机制不足、执行责任乏力等问题，不利于诉讼追求的公益目的的最终实现。美国公民诉讼中的禁令制度类型丰富、范围广泛，内容灵活，便于操作，并有良好的监督机制和严格的执行责任保障，效果良好。我国应借鉴美国经验，在环境公益诉讼领域探索禁令制度，弥补现行制度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