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社会事实如何产生规范性是法律实证主义在社会命题框架下的重要设问．对它的回答需要克服“休谟法则”的挑战。为此，研究者分别用习惯理论、规则的实践理论、协同惯习、分担的合作行为等多种递进方案，对从事实到规范性的生成过程予以论证。这些论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奥斯丁的习惯理论，另一类是哈特之后的各种解决方案。研究表明：后一类论证起点近似于塞尔所说的“制度事实”，相关得失也可以与塞尔对“休谟法则”的证明互相参照。哈特之后的这些方案既完成了对奥斯丁单薄习惯理论的超越，也有可能抑制习惯理论在法律实证主义中的发展。

简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构建对司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司法需要落实国家法秩序，实现国家法律的各种安排与预测。另一方面，司法需要回应社会，实现司法的社会治理。而要透过司法的社会治理离不开卡多佐司法实用主义哲学。并且要对中国当下的司法能量发挥、社会转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等因素予以考量。在此基础上才能构建具有多样司法特质、与政治良性互动、塑造时代价值、自身良性发展的中国司法理想图景。

简介：日前,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二审稿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立法法自2000年颁布施行以来的首次修改。14年来,这部法律有效保障了中国立法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它的进一步完善,也将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更有力保障。

简介：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有段名言：“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成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它是一种在特殊条件下才可能得到发展的非常晚而又非常精致的成果。……在我们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的力量相匹敌。它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的主题。[1]

简介：政府需要制定应对大规模恐怖袭击的损失补偿机制。由于商业保险市场无力承担大规模恐怖袭击风险，因此需要政府的介入。政府可通过公共财政对商业保险公司承保恐怖袭击风险进行支持，并建立起商业保险公司、恐怖风险再保险公司和公共财政多层次的共同分担赔付责任的保险体制。

简介：科学哲学本来是现代文化中一个专有名词，而今在后现代语境中被本土化得面目全非。这里所以在它前面加上“现代”一词，主要是为了区别于库恩以后出现的“后现代”为特征的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等形形色色的非理性主义科学哲学，特别指称孔德、马赫、石里克等人为代表的三代实证主义、波普尔等人为代表的证伪主义，以及邦格等人在后现代语境中捍卫现代主义价值的科学实在论等理性主义科学哲学。

简介：司法对于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转型中国遭遇的许多案件使得法院难以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判决,进而导致更多的社会危机,这是追求确定性的法律在社会变动时期所遭遇的难题。社会变迁所带来的高风险无法用已有的法律来化解,形式理性法及其推崇者所追求的那种确定性无法实现。在类似＂许云鹤案＂这样的情形中,公平责任在分担这种风险时极有可能瓦解这个社会,带来社会团结的悖论。保持司法适度的克制,同时加大法律共同体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协商,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可能选择,也是司法在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中所要采取的基本态度。

简介：“以审判为中心”已经成为司法改革中的热词，审判中心主义的含义要比当前司法机关诠释“以审判为中心”内涵更为丰富。本文试图解释审判中心论与诉讼阶段论的对应关系，揭示“以审判为中心”内涵限缩为以庭审为中心、增强庭审实质化背后的原因，以及侦查重心形成的深层结构原因，就以庭审为重心涉及的庭审实质化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指出要使审判变成真的审判，需要起诉状一本主义等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不进行这些改革，以审判为中心难以持久和固化。

简介：2007年民事诉讼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民事执行成慑机制，有效促使债务人主动履行义务。然而，自该制度确立以来，关于执行威慑机制的概念一直存在不同意见，关于民事执行威慑机制与相关制度的关系鲜有论述。基础理论的不成熟阻碍了民事执行威慑机制的完善，也不利于民事执行威慑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因此有必要对该机制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明确，对其与相关制度的关系进行厘清，使其能真正实现促进债务人主动履行义务的效果。

简介：地役权设立,将成为矿业用地获取和利用的普遍方式。矿业地役权合同,是地役权设立、行使、登记和保护等环节整体运行的主轴,属于突破物权法界限而跨入债权法的行业性物权契约。土地承包经营者是订立合同的基本的和多元的主体,土地立体性分层使用权是合同权利的现代的和广泛的客体,地役权利用方式以及费用支付等是合同的重要内容。地役权合同应当采取书面形式,适时使用非要式合同;以能够对抗善意第三人为基本目的,坚持不动产登记为原则不登记为例外。违约适用严格的归责原则,地役权保护适用物权请求权。

简介：立法协商机制的发展促进了立法新常态的形成,其有助于提升立法质量、强化政协职能。在中国的语境下,立法协商主要是指人民政协在立法事务的过程中发挥参政议政职能的活动,其优势在于既能够保证立法过程吸纳多方意见、谋取最大共识,也可以提高政治意见表达的合理性,并将意见共识有效地转化为法律的价值目标,确保民主立法与科学立法的有机统一。应当从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立法（前）协商、有权立法机关组织的立法协商、人民政协组织的立法协商三个方面构建科学合理的立法协商机制,从而实现立法协商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

简介：对于律师保密义务的学术探讨和实践,首先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关于律师保密义务产生的理论根据;二是律师保密义务的基本内涵;三是律师保密义务的范围。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律师职业行为准则关于律师保密义务的建构,也直接影响着律师们的业务实践。尤其是我国《律师法》和《律师执业行为规范》不仅对律师保密义务内容范围的规定不明晰,而且对于律师保密义务的对象范围和律师保密义务的效力范围更是没有相应的规定,而这涉及律师保密义务的履行状况和责任承担,因此,更有必要进行探讨。

简介：格式合同作为＂双刃剑＂,其在效率价值之外带来的是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对契约正义的调整。从实然效果分析,格式合同的法律规制应确立以司法规制为中心的模式。而在格式合同的民商事案件的审判中,引入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理念,得出与传统民商法思维不同的司法标准和司法结论。同时,在将经济法的理念引入民商事审判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窥见一条经济法实施的它途。

简介：通过对河南省巩义市社会法庭的调研,可看到公平正义的法治在我国乡土社会遭遇了不同方面的阻碍,导致了法治困境。我国乡土社会法治困境的真正原因在于文化的冲突,在于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的法治文化和我国乡土社会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巨大鸿沟。要走出这法治困境,我国的法律规范就应根植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把优秀的传统文化和良好的民俗习惯吸纳到法律和司法实践中,在程序和实体两方面同时加强法治在乡土社会民众中的威信,久而久之就可以在我国传统文化和民俗习惯的支撑下进一步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代表公平正义的法律规范才能顺利地推行,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文化才能真正实现。

简介：对刑事证据能力的研究应从我国的立法和实践出发，从实然存在的证据能力规则中提炼证据能力理论。从作用机制上来看，刑事证据能力是指“作为认定事实依据的资格”，不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刑事证据能力的要件为：关联性、未因取证手段违法而被排除、未因无法保障真实性而被排除。在现行诉讼制度下，证据能力规则难以将应排除的证据彻底阻隔在事实认定过程之外，只能通过多种措施并举，以促进其实效。

简介：阿伦特在其《人的境况》中将人的实践分为劳动、工作和行动三种类型。劳动和工作分别是与人的生物性和世界性相关联的境况,而行动则是与人的独创性与多样性境况相关联的。她将行动解释为一种特殊的、追求主体性自由的政治伦理,即体现在人的出生、创造和追求幸福的生命过程中的、主张各种权利的权利。行动理论中这种主体性自由能够克服人在劳动和工作境况中的生命贬值和工具化趋势,以人性尊严和主体性心境挑战各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行动中的主体性自由不同于随心所欲的擅断行为,它能以人类本性中的良知和宽恕来矫正行动本身的不可逆转性和不可预测性局限。人类行动作为追求自由的社会现象将遵循一种自觉与宽恕的原则,以便建构当今政治生活的道德生态。

简介：针对我国特殊动产所有权变动的各种解释观点皆不圆满,其根源在于从公示要件主义下所有权唯一变动的法律理念解读登记对抗主义下生效要件与登记的效力关系。基于＂登记对抗主义=生效要件（所有权变动）＋登记（对抗优先效力）＂立法构造,不宜将未登记产生的＂不得对抗＂的效力解释为买受人之间对所有权变动的＂否定权＂,亦不宜认定交付只能发生一次完全的所有权变动,否则登记只能对受领交付的第一买受人具有意义。当特殊动产的买卖存在多重所有权变动的可能时,登记才有继而发生对抗优先效力的余地。

简介：禁止职业歧视的价值基础决定职业歧视概念及相关法律制度的立法和司法建构。围绕这一问题先后出现了抵消先天优势的平衡自然抽签理论，确保合理关联的维护市场理性理论以及禁止侮辱贬损的尊重人格尊严理论等作为禁止职业歧视价值基石的主张。但对各国立法及司法实践情况的考察表明，推进社会融入是真正支撑禁止职业歧视法律制度的价值基础。这体现在法律保护的对象是社会融入程度不足的被排斥群体，法律措施演进的动力源于解构妨碍社会融入障碍的需要，司法救济模式调整的目的是提升被排斥群体社会融入水平等各个方面。

简介：以湖北南山市禁止机动三轮车的交警执法为例，在深度调研的基础上，尝试对一类执法不严现象做出解释。为避免激烈冲突及其带来的社会压力和行政压力。交警往往进行弹性执法：根据情势选择严格执法、折扣执法或一线弃权。执法弹性格局的塑造，缘于执法权在时空上的非均质分布、民众偏好差异因素的介入，以及执法者与执法对象之间的协商。客观存在的社会群体利益矛盾、尚难容纳多元利益诉求的法律系统、执法对象激发的社会话语压力、青睐变通权宜的法律文化，都在具体场景中推动弹性执法。弹性执法有着消极的法治后果，且面临诸多风险。相关探讨或印证了转型期中国社会和法治实践的复杂性，并对创新社会治理、推进依法治国有所启示。

简介：近年来，美国法上的公众人物理论及真实恶意规则对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现象是否合理，值得反思。真实恶意规则的适用主体包括公务员和公众人物。该规则源自于普通法上的诽谤规则难于有效保护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制度背景，诞生于民权斗争日趋高涨的时代背景，因而被寄予了通过优先保护言论自由来促进人权平等的“重任”。但是，一方面，公众人物理论缺乏明晰的内涵与判断标准，难以将其与普通私人妥当地区分开；另一方面，真实恶意规则的用词并不精确，其既不能妥当地保护个体的名誉，也不能周延地保护新闻媒体，而对言论自由的过度保护在实际效果上可能适得其反。当前我国并不存在类似的制度背景和时代背景，亦无通过优先保护言论自由来促进人权平等的迫切诉求。既有的规范框架足以妥当解决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冲突问题，引进公众人物理论及真实恶意规则并无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