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整体主义正义理论从古代到现代存在多种理论形态,其中追求城邦利益的整体主义正义和追求社群利益的社群主义正义是整体主义正义理论的两个典型代表.尽管整体主义正义理论在从古代一直到近现代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存在不同的观点、学说与主张,有些甚至明显与现代文明社会格格不入,但是,它们至少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都认为判断个人行为正当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个体能否促进其所在的整体的利益.如果个体的行为有利于整体的利益,则其行为就是正当的,也就具有了正义性;反之,就不是正义的.整体主义正义理论把维护和增进整体利益作为其出发点和归宿,把是否有利于整体利益作为判断个体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可以为人类整体的环境利益的保护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和借鉴.

简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于2018年修宪写入《宪法》第1条第2款,虽然这一条旨在规范上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但也在客观上于宪法正文中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具有普遍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阶段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具有＂中国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承接前两者,构成＂八二宪法＂的规范结构基础。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发展的逻辑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延续了＂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又立足当下,从绝对的＂公有制＂改造变迁为＂公私二元＂并存。这一转变也符合中国历史上＂公私＂观念的变迁,即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都形成了一种容纳万民之私的＂公＂之观念,这也成为＂八二宪法＂＂公私二元＂的思想基础。＂八二宪法＂便是对改革以来＂公私二元＂结构的规范体现,它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范特征。

简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领导下,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九大＂系统地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深刻内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正确地认识到了我国所处的历史地位,准确地把握了我国目前社会的主要矛盾,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符合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它从理论和实践上系统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飞跃,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

简介：“制宪权”之所以成为无法无天、完全失控的权力,制宪主体之所以有权代表“政治统一体”作出“根本政治决断”,原因均在于它们代表了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公意”。卢梭意义上一贯正确的“公意”是方法论整体主义的虚构,却被移花接木用于现实中的制宪和立法过程。在现实世界,“公意”至多是多数人的意志,和少数人的意志一样会作出错误判断,只不过在一定条件下犯错概率更小而已。一旦祛除“公意”一贯正确的光环,制宪权就不过是代表了多数人的意志,“政治统一体”也不可能做到绝对统一,不同意见永远存在并有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制宪权”“政治统一体”这些指向无限权力的怪兽也就得统统回到潘多拉魔盒里。

简介：自2010年以来,我国法律逐步确立了一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程序。在审判前阶段,检察机关通过侦查监督、核查、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来主导着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在审判阶段,法律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作出了一些限制,确立了程序性审查前置、先行调查以及当庭裁决等原则,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初步审查和正式调查作出了程序上的规范,强化了庭前会议的诉讼功能,确立了完整的正式调查程序构造,确立了两种程序救济方式。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有效实施,取决于一系列制度的保障,其中检察机关的主导地位、律师辩护权的有效保障、法院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以及法院审判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加强,属于其中最为重要的制约因素。

简介：2018年5月11日，由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主任杜宴林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项目“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研究：以公正司法为中心的考察”开题论证会在吉林大学召开。

简介：作为根本法，宪法必须被实施，否则将形同具文。但中国宪法实施的原理和机制不同于其他国家宪法，有其特殊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宪法兼具政治性和法律性，既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也是国家的根本法。整体来看。我国宪法实施通过政治和法律两种方式进行。从世界范围来看，合宪性审查是保障宪法实施的重要制度安排。为推进合宪性审查，加强实施与宪法监督，此次宪法修改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设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当前，合宪性审查将会成为宪法实施的重要抓手，这项制度对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具有重大意义。

简介：预见可能性在过失犯构造中体系位置的混乱,根源于传统理论未区分过失的认定与过失的归责。作为经验事实范畴的预见可能性,仅对过失归责的判断产生影响。预见可能性具有超越于过失犯的一般意义,它构成刑法中自我答责的正当性门槛。立足于法律中个体的形象从道德主体向社会主体的转变,需要引入社会的维度,倡导责任的社会化理论,以行为是否背离社会的规范性期待作为罪责的基本内容。责任的社会化理论,努力将罪责的概念与一般预防的目的相协调。一种既能发挥刑罚限制机能又能兼具预防有效性的责任理论,具有相对的合理性。依托此种理论框架,对预见可能性因素的重新定位,合乎责任主义的要求。直面我国实务中的乱象,在处理过失案件时,有必要将涉及预见可能性问题的案件与其他类型的案件作区别化处理。

简介：法律的移植,往往表现为法律规则的移植,即移用条文化的规则。其实,徒法不足以自行,因为在规则背后,还有更深刻的文化意涵和社会认同等社会心理支撑因素,这些因素才是规则彰显约束力的内在原因。如何在法律移植过程中,探寻或培植出规则得以扎根的社会文化心理土壤,这是通过法律移植来建构法治社会国家必须思考的问题。展开深层次法意教化、培育公民规则意识、养成信守规则习惯,是建构法治社会的必要途径,但都离不开社会文化心理这一中介环节。而这一建构途径又分为外发型与内源型,即强权主导下的威慑与惩罚以及来自个体内心的信赖与认同。

简介：商标权司法救济适用的原则,从＂混淆＂转变为＂淡化＂。商标权利的基础也相应由消费者权益保护,变化为商标自身商业价值的保护。现行商标法规则将消费者权益因素,从支撑商标权利的权利构造中部分排除,替换为更加简单直接的＂投入/产出＂结构。这使得商标权利的保护,同商标自身功能产生了背离。这是当前商标法律制度背后隐藏的,＂混淆＂与＂淡化＂两种商标权利结构区分不明确造成的结果。避免这种权利结构含混所造成的权利与功能相悖的理论困境,需要有效协调＂混淆＂规则和＂淡化＂原则在个案解释适用时的关系。通过＂淡化＂原则个案不同层面的谦抑性适用,澄清新旧规则间界线,从而弥合现实案件中商标权利与功能的割裂,走出商标权利结构的理论困境。

简介：共同危险行为的既有理论无法回答一些边缘性案件能否适用《侵权责任法》第10条。本文考察了美国法上的择一责任制度,提出了基于证据损害现象的证据整体化理论,即各个行为人实施的危险行为相互作用,使原告陷于无法辨别谁是真正加害人的困境,这种困境不能由无辜的受害人承担,而应该由行为人负担,故在举证上应当对受害人予以优待;即应当允许用整体行为与损害的因果关系来推定个别行为因果关系成立。这种理论一方面符合证明妨碍的法律思想,也能完美地解释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没有不当地限缩典型性案例的适用,还可以恰当地处理边缘性案例。

简介：灵活就业已经成为新增就业的主渠道，灵活就业者社会保障权的实现问题面临着法律和现实的困境。政府应该承担其尊重和保护灵活就业者社会保障权的义务，坚持普遍和平等的价值理念，从宪法和法律层面完善灵活就业者实现社会保障权的各项制度，并建立社会保障权的救济机制。

简介：党的十九大报告阐述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内涵，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是新时代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新要求。目前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要始终以治理为视角，一方面体现平等、公正、民主、大众参与的治理本质，用制度、体制和机制确保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建设、共同参与治理、共享治理成果；另一方面也要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凸显公安机关在党委领导下发挥主导作用。作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核心力量，公安机关有责任盘活整个治安防控网络，坚持民意导向和问题导向，积极动员，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治安治理，推进警力下沉和警务前置，实现警务信息协同共享，不断提高社会治安防控的社会化、法治化和信息化水平。

简介：纳税信用修复制度允许失信纳税人在满足一定条件后恢复正常纳税信用,契合纳税人权利保护、税收效率提升、征纳秩序优化的法益目标。其基本原则是坚持失信惩罚与修复激励、行为修复与信息修复、纳税人纠错与政府认可的统一。当前我国纳税信用修复制度在立法方面位阶较低且相关立法衔接不畅,在申请方面主体范围偏小、实体条件较低且程序条件不明,在处理方面主体单一且期限规定、异议处理机制缺失,在结果公示方面程度偏低且自主解释说明机制缺失,在监督方面对税务机关的事中监督不力且对纳税人的事后监督缺失。因此,应完善纳税信用修复法律体系,健全纳税信用修复申请机制,规范纳税信用修复的处理机制与公示机制,加强对税务机关的事中监督与对纳税人的事后监督,扭转税务机关与失信纳税人因失信惩罚而陷入的＂双输＂困境为＂双赢＂状态。

简介：推动法学科学化和现代化是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内在要求,是中国法学学术共同体的历史使命。深入开展法学范畴研究、协同推进法理研究、并将法学范畴研究和法理研究有效对接,是实现法学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论文以追忆1988年＂全国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为铺垫,论述了在中国法学新时代全面深化和拓展法学范畴研究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重要意义,探讨了深化和拓展法学范畴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分析了大力推进法学范畴研究与法理研究互相对接的客观必然性、现实必要性和方法上的可能性,探讨了法学范畴研究和法理研究互相对接的路径和方法。把法学范畴研究与法理研究对接起来,其要义就是把＂权利本位＂与＂法理中心＂并轨,构建以权利为本位、以法理为中心的新时代中国法理学。

简介：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活动频发，已严重危及国家、地区安全。在境外势力的长期干预、支持下。近年来我国的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猖獗，多集中在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西部地区，并呈现出向全国扩展的趋势。但究其根源，西部地区在民族、宗教、文化、历史、地理等方面均为我国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滋生提供了条件，因此，对我国西部地区（本文仅指甘、青、新、藏四省份）民族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政策进行检视，以便更好地对我国恐怖主义犯罪进行防控和打击，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简介：为推动本地区的反腐倡廉,香港廉政公署在具体贪腐案件调查和打击的同时,更注重开展针对性的腐败预防和全社会的廉洁教育,在过去四十多年里开展了一场卓有成效的社会改造运动。香港的经验对中国内地正在进行的反腐败运动提供了借鉴,提醒我们在监察制度改革中不仅要强化国家机构的反腐,同时也要重视开展社会反腐,在完善制度的同时更应推进廉洁文化建设。

简介：当下,社会信用立法风潮迭起,质疑与责难亦相伴而行。其中一个显见的担忧是,政府以信用管理为名扩张公权侵害私益,最终走向了信用立法的反面。社会信用立法游走于公私两域,无论在价值选择还是在技术规则确立方面,均有相当难度。立法宜将社会信用确立为信息主体履行法定或约定义务的状况,根据信息来源不同,区分为公共信用信息和市场信用信息。立法应遵循合法原则和比例原则,对公共信用信息的主体、归集内容与程序做出合理限制,以给信息主体留下必要的容错空间,最后在审慎确立联动奖惩依据后,遵循关联原则对信息主体进行联动惩戒。信息主体认为其权益受到侵犯的,可以依法主张知情权、异议权、消除权和修复权,甚至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遏制公权、保护私益与权利救济制度的有效性,决定了信息技术运用的广度与深度,也决定了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边界。

简介：法（理）学成为法（理）学的重要标志和基本方式是对其自身研究对象、方法及其限度的自觉和反思,对于法理学研究对象的自觉和反思,构成了＂法理＂概念提出的主要理论问题意识,也是其重要理论意义所在。既有法理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模式存在未能区分法理学与法学其他科目的研究对象、不当限缩法理学研究对象和混淆法理学研究对象与其他相关问题等缺陷。＂法理＂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广泛的论域、不同的层次和多重的维度,这使得＂法理＂具备了成为法理学研究对象和中心主题的理论基础,把＂法理＂界定为法理学研究对象的理论相较于既有理论模式具有更大的理论优势,有助于推进法理学成为真正的＂法理＂之学。

简介：刑事立法中的假想式立法以激情立法与案例立法为典型,其与刑事立法科学化的要求背道而驰。为保持基本的刑法理性,避免假想式立法,实现刑事立法的科学化,刑事立法应植入立法事实的基因,提倡并发展立法事实论。立法事实是通过实证分析、价值判断、政策选择等过程而得以确认的,具有法益保护的真实性、必要性与价值性的规范性事实,有别于纯社会生活意义上的客观性事实。立法事实论有助于克服法益论的局限,立法事实可以为法益的确定提供客观的判断根据。刑事立法应重视立法中的实证分析;坚持只创设调整性规则,拒斥构成性规则;凡不具有法益保护的真实性、必要性、价值性的情况,都不具有立法事实根据,刑法不应将相关行为犯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