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风险离我们很近，又离我们很远。离我们很近，是因为已经发生的事件让我们直觉地知道，我们身处其中的水、空气、土地、食品、药品、电力、金融、互联网等，都隐藏着对人体健康和社会秩序构成危害的潜在因素；离我们很远，是因为已经发生的事件，并不能让我们确信无疑地知道，未来的危害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在多大范围内发生。为了获得眼前的、可知的、有时是巨大的利益，我们在很多情况下会自觉不自觉地以一种风险离我们很远的态度来对

简介：新一轮司法改革无论是在启动级别、改革深度、目标指向上,还是在方案设计、具体举措、推进速度上,都远超以往,人们也对司法改革赋予了更大的意义和期盼。然而,这样一个重大、复杂而至关重要的改革工程,需要精心筹划和稳妥推进,特别是对其中可能会出现的某些＂异化＂风险更需认真对待和防范。基于既有司法体制的行政化、地方化弊端，本轮司法改革推出了司法机关人财物省级“统管”的改革策略。一些省级司法机关已开始积极筹划设立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和惩戒委员会。

简介：在风险规制领域，政府监管部门决策时经常面临复杂的技术面向，哪些物质有危害、危害影响多大等问题争论不断。《食品安全法》建互了风险评估制度，试图通过科学评估奠定决策基础。然而，通过对食盐加碘风险评估的考察可以发现，评估混杂了政策考量与个人偏好，进而影响了其权威性。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服务于政策制定的科学并不完全基于科学事实，在证据不充分、决策又有时间限制的情况下，科学家需要大量运用假设、推定，这就给政策考量、个人偏好影响评估科学性留下了空间。基于这些分析，本文提出构建风险评估法律制度的方案，以期通过制度建设，限制政策、偏好对评估科学性的不当影响，确保更为诚实的评估。

简介：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建立市场监管的法律体系。但在加入WTO后新的形势下，市场监管法还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市场准入存在较多法律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一般市场准入法律制度、市场准入审批监管制度，以及特殊市场准入监管机构设置创新重构等，进一步完善我国市场准入监管法的法律制度，建立新的市场监管法律体制。

简介：《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是WTO成员方实施卫生措施时应遵守的基本规范。一方面，SPS协议对其适用的特定风险进行了界定，另一方面。SPS协议借鉴了风险分析理论中的风险评估规则，经过WTO争端解决机构的解释。该规则成为SPS协议下的核心要求。争端解决实践极大地丰富了该规则的内涵，但也限制了WTO成员方的主权空间。尤其是以科学为唯一维度的衡量标准，将涉及价值判断的风险管理与风险评估加以区分的做法体现了该规则的超歧视性特征。

简介：场外交易市场的特殊主体、特殊交易制度、特殊融资产品和特殊监管制度导致场外交易市场纠纷呈现出了与交易所市场不同的类型和特点。现有证券市场纠纷解决诉讼机制天然不足，非诉机制严重缺失。完善场外交易市场纠纷解决应从诉与非诉两种路径展开，扩大证券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废除起诉条件的前置程序，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同时建立相互衔接的内、外部纠纷调解机制和完善的证券仲裁裁决机制。

简介：风险刑法是从风险社会中引申出来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刑法话语体系，近年来活跃在我国刑法学界。对比风险社会的风险与风险刑法的风险，即可发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险。风险社会的风险是后工业社会的技术风险，这种风险具有不可预知性与不可控制性，根本不可能进入刑法调整的范围。风险刑法理论将风险予以泛化，并且主要是以工业社会的事故型风险为原型展开其论述与论证，但这与风险社会的风险并无关联。风险刑法理论在刑法应对风险的讨论中，以过失犯、行为犯与不作为犯等互法方式为例证进行说明，以此作为风险刑法理论的主要内容。但风险刑法理论并没有对此进行深入且充分的论证，而是建互在主观臆想的基础之上。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风险刑法理论与其赫以凭籍的作为理论根据的风险社会理论之间难以无缝对接，使风险刑法理论根基不稳。风险刑法理论在对刑法例证的论证中，过于大而化之而没有细致推敲，结果导致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所有这些，都使得风险刑法理论只能获得一时之观点喧嚣，而难以取得长久之学术积淀。

简介：风险社会理论与刑法体系之间的关联点不是风险概念，而是安全问题。政治层面与公共政策上对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导致预防成为整个刑法体系的首要目的。刑法体系在目的层面向预防的转变，深刻地影响了传统的刑法体系。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法益论的流变及困境与刑事责任根据的结构性嬗变上，也体现在教义学中其他理论（包括不法论、罪责论、实质化、因果关系与归责论、故意理论以及被害入学）的调整与重构上。风险刑法本质上是一种预防刑法。刑法的预防走向对传统的自由主义与形式法治国构成重大的威胁。有必要在正视预防的前提之下，从现有的体系中发展出合适的控制标准，包括强化刑法内部的保障机制与宪法上基本权利的制约作用。

简介：反垄断立法和司法实践表明，非结构因素和结构因素在认定市场支配地位中同样重要。但在互联网行业，市场份额等结构因素适用性减弱，非结构因素作用因而凸显。就其外延而言，关键设施、创新能力、转移成本最具典型性。互联网接入服务、技术标准或知识产权、互联网平台最有可能成为关键设施。互联网企业控制这些设施能够使相对人产生交易依赖，体现企业对市场的纵向控制能力。竞争性垄断市场结构下，竞争被创新发起或抑制，垄断靠创新实现或突破。看似矛盾的产业发展规律实则证明创新能力对于企业的重要性。转移成本的存在不仅成功地实现了对消费者的锁定，而且对潜在进入者构筑起较高壁垒。

简介：从人力市场归一化的分析来说，应当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但在劳务派遣实践中，因为存在着劳务派遣工权利保护的障碍来自于系统性的用工歧视制度结构，劳务派遣立法过程中缺少充分的意见表达通道，致使劳务派遣中利益攸关的劳动者无法将自己的利益需求有效表达出来，劳务派遣实践中劳动者利益保护成本相对较高等原因，给劳务派遣工的权利带来了多重损害。应当通过构建平等的法律文化，建立有效的劳务派遣工参与机制和管理机制，完善并严格法律法规，把劳务派遣真正关进法制的笼子里，构建接近正义的法律适用体系，开展员工关怀、培育正常良性的雇佣关系，注重技能培训、提高企业的责任承担能力，发挥工会作用、保障民主权利等机制，才能真正实现人力市场的统一，为劳务派遣工提供平等的法律保护。

简介：科斯（RonaldHarryCoase，1910—2013）生于英国。1932年自伦敦经济学院毕业后，科斯曾先后任教于邓迪经济学校、利物浦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布法罗大学、弗吉尼亚大学。1964年，科斯担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同时出任《法律经济学杂志》的主编——这是他特别看重的一个职务。1991年，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由是：揭示并澄清了经济制度结构和函数中交易费用和产权的重要性。

简介：随着现代性的增长，特别是现代法治话语的勃兴，基于邻避设施的环境抗争在中国呈量级增长．这将给未来中国的社会与法治结构的变迁带来重要影响。基于惯性维稳思维，地方政府一般采用“专断一压制”型的管控模式治理邻避风险，这种模式减损了环境法律的社会功能，在实践中已呈现出诸多合法性危机。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趋势下，邻避治理必须在法权结构的合理与法权能力增进的基础上．通过环境协商的制度实践。构建一种“参与一回应”型的社会治理体制。该治理模式强调社会权力能力的增进．是一种多元、参与、合作的结构。经此，将各行动主体与环境事务联系起来，这是环境法治的基本方向与价值回应．也是中国环境邻避治理的基本选择。

简介：市场监管的正当性源自市场运行存在内生性缺陷及其安全风险并需要外力矫正，在法治理念指导下，市场监管的本质是一种法律监管，而不是权力监管。尽管市场监管法可能含有具有行政法属性的法律规范，但市场监管法的调整对象是市场结构利益关系，这些规范不能改变其秩序性规则的整体性质。

简介：风险分类，是现代商业保险的重要特征之一，具有经济上的正当性。然而，在现代社会，评价一项风险分类是合理的区分对待还是不公平的歧视，已不能仅仅以统计数据或精算为依据，而应考虑保险的社会功能、盛行的社会伦理观念等。如何对风险分类进行规制，最终取决于利益权衡和公共选择。

简介：风险社会中，风险规制成为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行政裁量权由此进一步扩张。对美国货运协会案的思考可揭示，美国公法上通过司法审查规范行政裁量权的两种传统进路，即“审查授权的可理解性”与“审查裁量的合理性”，在功能上可以相互替代，同时也并未排除他种可能；而这些可替代方案的有效性，从根本上取决于对复杂的当代风险规制活动是否具有符合实际的理解。

简介：现代社会中公众参与风险规制面临现实障碍，即外行公众因为欠缺相应的专业知识而无法实质性地参与风险交流。深圳西部通道环评事件这一中国本土案例，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提供了一种币同干当前主流方案的新可能性。本文通过总结该事件的争试焦点、分析既定规范给定的行动空间和行动者的创造性实践，揭示了该事件得以成功解决的经验在于居民跨越了专业门槛，与政府进行了有效的风险交流。在此基础上，结合风险交流相关理论论证有效风险交流所需要的，其实并不是使外行公众理解专业知识，而在于建亚和维持对专家的系统信任，进而提出此个案成功经验从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需要从制度上保障大众参与机套和专家的可信度。

简介：食品安全风险属性存在现实主义模式和建构主义模式之分。两类风险属性模式对食品安全风险议题之形成、食品安全标准之制定、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全风险沟通和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等食品安全风险监管的各个环节隐含着不同意义。作为调整食品安全风险监管的食品法律制度应当从整合两类风险属性模式优势之角度出发来设计，在食品安全风险监管的理性／科学与民主／公平之间获得睁当的平衡。以此为基础，我国食品法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设计“超级食品安全风险监管机关”，建构以“辩证对话”为核心的分析性和合作式监管程序，注重软法之治并倡导柔性监管措施以及建互并及时更新食品安全风险信息超级数据库。

简介：画家村房屋买卖诉讼轰动一时，以宣告合同无效告终。然而，两审法院的裁判依据却值得推敲。法院的无效判决，体现了对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性以及房地一体原则的固守。然而，在宅基地及其地上房屋的流转问题上，一味固守封堵型政策无法真正维护农民利益，甚至不能给整个社会带来正面利益。制度创新之道在于均衡中求共赢。如果发掘传统物权法的制度资源，借助权利层级构造的手段，在宅基地使用权上设立地上权，则可不必触动土地公有格局和宅基地使用权身份性的底线，而为宅基地及其地上房屋开辟出入市流转的合法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