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回顾性分析小儿肝移植术后行非移植手术的麻醉经过与预后，为此类患儿的围手术期麻醉管理提供借鉴。方法病例资料来源于2017年1月至2020年3月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接受肝移植术后行非移植手术的全部患儿，共计25例。根据手术特点将患儿分为两组：移植并发症相关手术组（R组，15例）和非移植并发症相关手术组（N组，10例）。收集患儿术前诊治经过、实验室检查、术中麻醉及手术记录、术后转运等相关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25例患儿均接受机械通气全身麻醉。R组患儿平均年龄明显低于N组（P<0.05），且急诊手术所占比例、术前ASA分级、手术时间、麻醉时间以及循环波动的发生率均明显高于N组患儿（P<0.05）。R组患儿中，有7例输注血制品（包括2例使用血管活性药物），有6例患儿术后带管转入儿科重症监护室，其中2例患儿24 h内死亡。而N组患儿术后均返回普通病房，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结论行移植并发症相关手术的患儿通常术前病情更复杂、一般情况差，且手术时间长、术中循环波动明显，患儿术后回儿科重症监护室和术后24 h病死率也明显增加，麻醉医师需要进行更全面的术前评估与准备、更精细的术中个体化麻醉管理；而行非移植并发症相关的手术麻醉患儿通常术前一般情况较好、手术短小，患儿也能较好地耐受手术与麻醉。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多普勒超声评价小儿左外叶活体肝移植术后早期移植肝血流参数的正常变化规律，并分析各参数正常参考范围。方法回顾性收集261例自2014年6月至2018年1月于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进行亲体捐献肝脏左外叶移植手术患儿的临床资料及术后早期移植肝多普勒血流参数，多普勒血流参数包括肝动脉收缩期峰值流速(peak systolic velocity，PSVHA)、肝动脉舒张期流速(end diastolic velocity，EDVHA)、肝动脉阻力指数(resistivity index，RIHA)、肝动脉搏动指数(pulsation index，PIHA)、门静脉流速(portal vein velocity，PVV)。其中232例术后血清肝功能指标转归良好且无血管并发症纳入本研究，按照入组时间先后顺序分为实验组(200例)和验证组(32例)。在实验组，分析患儿术中及术后第1 d、第3 d、第5 d、第7 d血流参数的变化趋势及其正常参考范围，所得结果在验证组进行验证。结果(1)实验组：①PSVHA、EDVHA变化趋势相同，整体呈降低-升高趋势，术后第3 d明显低于术中及术后第1 d，术后第5、7 d明显高于术后第3 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②RIHA、PIHA于术后变化趋势相同，整体呈升高-降低趋势，术后第1、3 d明显高于术中，术后第5、7 d明显低于术后第1、3 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③PVV于术后各时间点高于术中(均P<0.01)，且术后第7 d低于术后第5 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④所估算的移植肝血流参数正常参考范围，术中为PSVHA 18.4～98.3 cm/s、EDVHA 0～43.3 cm/s、RIHA 0.41～1.0、PIHA 0.51～2.0、PVV 19.0～83.7 cm/s，术后1周内为PSVHA 21.0～97.7 cm/s、EDVHA 0～32.7 cm/s、RIHA 0.47～1.0、PIHA 0.62～2.0、PVV 23.0～92.0 cm/s。(2)验证组：对血流参数变化趋势的验证，PSVHA、EDVHA、RIHA、PIHA、PVV变化趋势与实验组所得结果的符合率分别为84.3%(27/32)、84.3%(27/32)、78.1%(25/32)、78.1%(25/32)、87.5%(28/32)；对血流参数正常参考区间的验证，验证组术中1例RIHA和PIHA低于实验组所得正常参考区间下限(占总数的3.1%)，术后2例PSVHA低于正常参考区间下限(占总数的6.2%)。结论多普勒超声监测的小儿活体肝移植术后早期移植肝动脉及门静脉血流参数随时间有其自身变化规律，可为临床提供重要参考信息。

简介：摘要目的明确小儿亲体肝移植术后早期肺部超声影像学变化的特点。方法择期接受背驮式亲体肝移植术患儿96例，年龄3~24月，ASA分级Ⅱ或Ⅲ级，Child-Pugh分级B或C级，性别不限。于术前24 h(T0)、术后24 h(T1)和72 h(T2)时记录患儿肺部超声情况。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线阵探头，频率7~13 MHz行超声检测。将肺分为12区，依次对双肺各区进行扫查。采用超声评分法，记录肺各区评分，以评分最高的结果作为该区的超声检测结果。记录患儿一般情况各指标并计算单位时间体重净出入量。结果与T0时比较，T1时侧区肺实变和肺水肿评分升高，T1，2时后区肺实变、肺水肿、胸腔积液评分及各区肺实变、肺水肿、胸腔积液评分总分升高(P<0.05)；与T1时比较，T2时后区肺实变评分及各区肺实变评分总分降低，侧区、后区肺水肿评分及各区肺水肿评分总分降低(P<0.05)；各时点前区超声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前区比较，侧区各时点肺实变评分升高，T1，2时肺水肿评分升高，T1时胸腔积液评分升高，后区各时点肺实变、肺水肿、胸腔积液评分升高(P<0.05)；与侧区比较，后区各时点肺实变、肺水肿、胸腔积液评分升高(P<0.05)。结论小儿亲体肝移植术后1 d时肺侧区和后区倾向于出现肺实变、肺水肿和胸腔积液，以后区为重；术后3 d时后区肺实变较前减轻，侧区和后区肺水肿较前减轻，但均未恢复至术前状态。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小儿肝移植术后急性肝动脉血栓和狭窄介入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及其对患儿预后的影响。方法2013年1月至2020年3月，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放射科对8例肝移植术后急性肝动脉狭窄（hepatic artery stenosis, HAS）和肝动脉血栓形成（hepatic artery thrombosis，HAT）患儿进行了介入治疗。所有患儿中，男4例，女4例；中位年龄为9. 5个月，年龄范围为5~17个月。原发病为胆道闭锁6例，隐源性肝硬化1例，肝母细胞瘤合并室间隔缺损1例。对2例HAS患儿行球囊扩张治疗，6例HAT患儿行动脉内溶栓、球囊扩张、支架取栓及支架治疗。对患儿的临床资料、介入治疗、术后并发症和预后等情况进行收集、分析并总结。结果8例肝移植患儿中，2例为HAS，6例为HAT，发生时间为肝移植术后2~14 d，中位时间为8. 5 d。所有患儿经介入治疗后均恢复血管通畅，术中未出现介入治疗相关并发症。对所有患儿随访至2020年3月，3例死亡，另5例中位随访时间为25个月，范围为6~86个月。对2例重度HAS患儿进行球囊扩张后，分别随访6个月和7个月，患儿肝动脉通畅，无介入相关并发症，无胆道并发症。6例HAT患儿经介入治疗后，1例再次闭塞，继续给予抗凝治疗，其余5例肝动脉通畅；该6例患儿中3例随访肝动脉通畅，但分别于术后36 d、40 d和11个月死亡，死亡原因2例为重症肺炎，1例为消化道出血；余3例出现肝移植术后缺血性胆道并发症经介入治疗后好转并拔管，截至2020年3月，3例患儿已存活时间分别为25、38和86个月。结论介入治疗能够实现肝动脉的长期通畅性，虽然还会发生胆道并发症，但是仍可有效延长供肝存活时间，避免再次肝移植或延长再次肝移植时间。

简介：无

简介：摘要我国是肝病大国，原发性肝癌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均位居世界前列。作为肝癌的治愈性治疗手段之一，肝移植已经成为肝脏外科的一项重要技术。多数肝癌患者确诊时已进展为巴塞罗那临床肝癌分期B期或C期，如何降低肝癌患者在等待肝移植期间因肝肿瘤进展导致的脱失率，制订肝移植后个体化的免疫抑制剂方案，通过精准化管理预防肝癌肝移植后肿瘤复发是目前研究的热点。笔者查阅相关文献，总结团队治疗经验，探讨肝癌肝移植相关热点问题，旨在为肝癌治疗提供参考。

简介：摘要在全世界肝移植等待者数量不断增加情况下，开展活体肝移植能相对缓解供肝数量不足，扩大肝移植供肝池。与经典肝移植比较，活体肝移植手术操作更加复杂和要求更加精细，许多问题亟需进一步探讨和解决。笔者回顾性分析相关研究成果，结合自身临床实践，针对活体肝移植供者筛选与评估、供肝选择、手术革新和肝癌治疗进行讨论，从而为缓解供肝短缺、改善受者预后提供借鉴。

简介：摘要肝移植已成为救治终末期肝病最有效的常规手段。随着肝移植外科技术日趋成熟和围手术期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肝移植受者预后明显改善。然而，肝移植受者长期管理中出现的代谢病、心血管疾病与慢性肾脏病等并发症日益凸显。深入研究免疫抑制剂减量和撤除策略，积极探索新型智能化管理模式，将助力肝移植受者长期管理。

简介：摘要随着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来源供肝时代的到来，应用劈离式肝移植（SLT）可以有效扩大供肝来源、减少患者移植等待时间，尤其是解决儿童器官短缺的问题。近年来，国内多个移植中心均不同程度地开展了SLT，疗效不尽相同。现阶段需结合国际上移植技术先进国家的成熟经验来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SLT共识，以进一步提高SLT的比例和疗效。本文结合专家经验，从供者及供肝评估，受者的选择标准和供、受者匹配，劈离方式和工具的选择，劈离供肝的血管、胆管分离和分配，SLT的围手术期处理以及器官分配等方面形成SLT的专家共识。

简介：摘要目的通过动物实验验证临床双肝移植后移植物萎缩的现象。方法清洁级雄性SD大鼠18只，8～10周龄，体质量230～250 g，术前禁食12 h。12只SD大鼠作为供体，6只作为受体。建立大鼠双肝移植模型，通过磁共振检查观测受体大鼠术后移植物体积变化。采用成组t检验比较受体大鼠左、右侧移植物体积和重量。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移植肝叶均为双右上叶。供肝重量和受体大鼠肝重量分别为(4.30±0.06)和(9.4±0.2)g，移植物与受体大鼠体质量、肝重量比分别为1.79%～1.88%、45.7%～46.8%。手术时间(70±4)min，冷缺血时间(30.0±1.5)min，热缺血时间(12.0±1.5)min，无肝期(20.0±2.5)min。6只受体大鼠双肝移植后1 d行磁共振检查，两侧移植物体积相同；术后15 d行磁共振检查，有3只发生单侧移植物萎缩。结论大鼠双肝移植后部分受体一侧移植物会发生萎缩。

简介：摘要肝移植是治疗肝细胞癌的最佳方法之一，移植肿瘤学理念的提出为肝细胞癌患者的全过程管理带来新的思路。在过去，手术成功率和围术期安全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而随着肝细胞癌新辅助治疗和术后辅助治疗的推广，治疗的重心逐渐偏移到癌症治疗及提高患者生存率和生活质量上。不同类型的患者肝移植的预后可能会有所不同，因而应对肝细胞癌肝移植的患者进行细化分层和差异化的治疗路径，从而达到最佳治疗效果。本文将肝细胞癌肝移植患者分为符合移植标准的原发性肝细胞癌、肝切除术后复发的肝细胞癌和降期或新辅助治疗后的肝细胞癌患者。精细分层和分类管理是移植肿瘤学全过程管理的必然要求和必经路径。

简介：摘要肝移植是终末期肝病病人的首选治疗手段。肌肉减少症是一种以肌肉量减低和肌肉功能减退为特征的骨骼肌疾病。在移植术前肝硬化、肝癌病人中，肌肉减少症是常见但易被忽视的并发症，其直接影响病人肝移植等待期间死亡及转归。针对肌肉减少症进行科学评判、精细化分层有望实现精准干预并改善肝移植受者的预后。在肝移植受者围手术期及中长期管理中，肌肉减少症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应纳入规范化临床诊断与治疗体系。笔者回溯国内外研究成果，全面阐述肝移植中肌肉减少症的研究进展，旨在提高我国对肝移植受者肌肉减少症的认知和重视。

简介：摘要肝移植术后新发肝癌鲜有报道，临床上具有症状不典型，发现不及时，预后不良等特点，诊疗上存在挑战。本文报道1例肝移植术后新发肝癌的诊疗经过，并简要汇总国内外相关文献报道，探讨新发肝癌的临床特点及防治方案，旨在为临床今后肝移植术后新发肝癌的诊疗提供参考。

简介：摘要近年来，随着外科技术逐渐成熟，儿童肝移植在我国发展迅速，一些经验丰富的移植中心，儿童肝移植术后生存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然而，术后感染仍是影响移植物存活率及受者生存率的主要原因。为进一步提高儿童肝移植术后感染的诊治水平，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加速康复外科专业委员会组织多个学科的相关专家，总结国内外儿童肝移植术后感染的研究进展，依据循证医学原则深入论证并制定了本共识。本共识以临床感染部位进行分类以方便指导临床工作，从肝移植患儿的术后常见感染、移植特殊感染、感染预防及免疫接种3个方面提出了推荐意见，以期为正开展或拟开展儿童肝移植的中心提供参考。

简介：摘要肝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最有效方法之一。随着我国肝移植事业的不断发展，供肝短缺、质量参差不齐及保存运输技术落后等诸多问题逐渐凸显。近年来，新一代器官保存运输技术常温机械灌注逐渐得到发展，同时在修复扩大标准供肝、评估供肝质量、体外干预治疗等方面展现出不凡的优势，将对肝移植事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简介：摘要近年来，新治疗范式和全过程管理理念为肝肿瘤肝移植带来新机遇。移植肿瘤学、移植免疫学及合成生物学等多学科的融合发展，推动了肝肿瘤肝移植进入了新阶段。未来器官移植将以外科学、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合成生物学、细胞治疗、基因编辑、3D打印、智能影像和生物大数据等前沿、关键技术为切入点，推动移植诊疗方式和模式的改变。

简介：摘要胃食管静脉曲张出血是门静脉高压的常见并发症。药物和内窥镜治疗是静脉曲张的基础治疗。经颈静脉肝内门体静脉分流被推荐用于处理难治性或复发性胃食管静脉曲张出血。当患者存在危及生命的出血风险，而传统治疗风险较高、存在禁忌或效果不理想时，应选择肝移植治疗。传统治疗可以获得短期疗效，甚至可以较长时间稳定病情，但如果这些治疗导致门静脉血栓、肝肾综合征等并发症，则可能危及后期肝移植手术的安全。门静脉压力升高对全身循环存在多种不利影响，可引起肝肺综合征、门脉性肺动脉高压、难治性腹水等，且传统治疗效果不佳，这些问题需要尽早行肝移植治疗。此外在传统治疗实施后，患者身体虚弱仍可能进行性加重，这将明显增加肝移植的风险。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升高后供肝体积需求增加，也影响活体肝移植实施。一部分门静脉高压患者可能存在生命质量不佳，也可能成为肝移植的原因。在实施传统治疗时，应该评估这些肝移植相关问题。改善患者情况、延缓或者控制并发症为目的传统治疗，不应影响后期肝移植的实施。提高门静脉高压患者的远期总体生存率和生命质量是全部治疗的最终标准。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活体肝移植（LDLT）技术应用于成人完全劈离式肝移植（fSLT）的疗效并比较左半供肝（LHG）和右半供肝（RHG）移植的特点。方法回顾性收集2021年3—12月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肝胆胰外科实施的25例fSLT的供受者资料。13例fSLT供者中男性11例，女性2例，年龄［M（IQR）］38（19）岁（范围：25~56岁），身高168（5）cm（范围：160~175 cm），体重65（9）kg（范围：50~75 kg）。25例受者中男性17例，女性8例，年龄 52（14）岁（范围：35~71岁）；原发性肝癌15例，良性终末期肝病10例；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10（9）分（范围：7~23分）。按供肝类型将受者分为LHG组和RHG组，比较两组的手术疗效及技术特点。随访截至2022年1月。定量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 秩和检验。分类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结果按LDLT技术实施原位完全左右半肝劈离，获取有效左半供肝和右半供肝13对，获取时间230（53）min（范围：125~352 min），获取出血量250（100）ml（范围：150~1 000 ml）。经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分配13个LHG和12个RHG用于本中心25例等待者。与RHG组（12例）相比，LHG组（13例）女性和良性终末期肝病占比高，体重和供肝质量较轻（P值均<0.05）。总移植物和受者体重比（GRWR）为1.2（0.4）%（范围：0.7%~1.9%），其中LHG组为1.1（0.5）%（范围：0.7%~1.6%），RHG组为1.3（0.5）%（范围：0.9%~1.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脉管分配方面，肝中静脉主干均归LHG组，腹腔干、门静脉主干和胆总管分配给LHG和RHG的比例分别为10∶3（P=0.009）、9∶4（P>0.05）和4∶9（P=0.027）；腔静脉前期12例归LHG，后期1例分别归LHG和RHG（P<0.01）。总体冷缺血时间和无肝期分别为240（90）min（范围：138~420 min）和50（16）min（范围：31~98 min），手术时间和术中出血量分别为474（138）min（范围：294~680 min）和 800（640）ml（范围：200~5 000 ml），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LHG组3例受者的GRWR≤0.8%，术后有小肝综合征表现，经处理后好转。术后发生Clavien-Dindo并发症分级系统≥Ⅲ级并发症6例（24.0%），其中LHG组4例（4/13），RHG组2例（2/12），经再手术及介入等处理好转5例，术后2周死于继发严重感染1例，术后住院病死率为4.0%，两组并发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依赖精准的供受者评估和LDLT技术的应用，成人间原位fSLT的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是可以接受的。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比较符合米兰标准、UCSF标准、杭州标准的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切除术后肿瘤复发患者肝移植术后的预后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9年10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行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itizen death，DCD)肝移植的256例HCC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行初期肝移植175例(PLT组)，挽救性肝移植81例(SLT组)。采用t检验、秩和检验或χ2检验比较两组受者的一般资料、肿瘤病理特征、术后并发症等，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受者的术后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 rate，OS)和无复发生存率(recurrence-free survival rate，RFS)。SLT组符合米兰标准者31例(米兰标准组)、符合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标准者45例(UCSF标准组)、符合杭州标准者69例(杭州标准组)，比较三组受者的OS和RFS。按肝移植术前是否接受降期/桥接治疗，将SLT组受者再分为降期治疗组(32例)和未降期治疗组(49例)，比较两组受者的OS和RFS。按RESCIT 1.1标准，将接受降期治疗的32例SLT组受者分为缓解组(14例)和未缓解组(18例)，比较两组术后的OS和RFS。结果PLT组与SLT组的手术时间分别为(439.5±74.9)min和(475.1±83.4)min，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两组术中出血量、输血量、术后住院时间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PLT组和SLT组OS和RFS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米兰标准、UCSF标准、杭州标准三组SLT受者术后1、3、5年OS比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米兰标准组受者术后1、3、5年RFS分别为93.5%、81.7%、81.7%，显著优于UCSF标准组的68.9%、59.7%、59.7%及杭州标准组的78.3%、58.8%、55.5%，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接受术前降期治疗的SLT组受者中，缓解组术后1、3、5年OS(100%、73%、73%)和RFS(100%、62.5%、46.9%)均优于未缓解组1、3、5年OS(83.3%、49.4%、0)和RFS(52.9%、0、0)，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肝癌肝切除术后复发患者行挽救性肝移植可获得与初期肝移植受者相近的生存预后。符合米兰、UCSF、杭州标准的挽救性肝移植受者总生存时间相近。符合米兰标准的肝移植受者无复发生存时间最长。SLT受者术前降期治疗后缓解者的预后优于未缓解者。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儿童再次肝移植的病因、临床特征及预后。方法回顾性收集2014年1月至2019年12月于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儿童器官移植科接受肝移植治疗的1 024例患儿（<18岁）的临床资料，其中再次肝移植25例（26例次）。二次肝移植24例，三次肝移植1例。25例患儿中，男13例，女12例。再次移植手术时中位年龄［M（QR）］为12.9（20.5）个月（范围：5.8~134.8个月），体重为8.0（5.6）kg（范围：5.0~30.0 kg），儿童终末期肝病（PELD）评分为17.0（21.3）分（范围：0~45分）。再次肝移植的病因：胆道并发症（7例次）、移植肝原发无功能（5例次）、抗体介导排斥（4例次）、肝动脉血栓形成（3例次）、门静脉血栓形成（3例次）、肝动脉血栓形成合并门静脉血栓形成（2例次）、下腔静脉闭塞（1例次）、窦状隙梗阻综合征（1例次）。按两次移植间隔时间30 d为界线，早期（≤30 d）再移植8例次，晚期（>30 d）再移植18例次。比较两组患者再次肝移植的病因、术前PELD评分、与前次肝移植间隔时间、手术情况、主要并发症及生存情况。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进行比较分析；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比较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²检验进行比较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并进行Log-rank检验。结果本组病例的中位随访时间为26.8（30.2）个月（范围：1 d至85.7个月），再次肝移植的发生率为1.9%（19/998）。早期再移植组手术时间为（439.8±151.0）min，供肝重量与受者体重比为5.0（1.8）%（范围：3.6%~6.1%），再移植病因主要为移植肝原发无功能及血管并发症；晚期再移植组手术时间为（604.4±158.0）min，供肝重量与受者体重比为3.4（2.1）%（范围：1.4%~5.3%），再移植病因主要为胆道并发症、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及血管并发症。早期再移植受者术后3个月、1年、2年累积总体生存率均为62.5%；晚期再移植受者术后3个月、1年、2年累积总体生存率分别为100%、93.8%、93.8%；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9）。结论血管并发症、胆道并发症、移植肝原发无功能及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是儿童再次肝移植的主要原因。早期再次肝移植患儿的PELD评分较高，晚期再次肝移植手术相对困难。晚期再次肝移植与首次肝移植受者的术后生存率无差异，优于早期再次肝移植。感染及多器官功能衰竭是儿童再次肝移植术后死亡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