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文章提出“产能-出口”假说,即产能利用率较低(较高)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内销(出口),并由该假说推演出产能过剩企业在出口自我选择上的理论推论,之后利用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产能利用率较低的企业限于内部规模经济较难实现和研发投入不足导致平均生产成本较高,加之较低的盈利能力及经营绩效又带来了较高的资金约束,较难克服出口额外成本而倾向于在国内销售;产能利用率较高的企业由于能够有效克服产能约束和出口额外成本,故倾向于选择出口。这说明产能利用率是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一个来源,即“产能一出口”假说适用于中国企业。同时,也表明产能过剩企业限于较高的平均生产成本和资金约束,选择出口的意愿较低。因此,要实现国内“过剩”优势产品的有效输出,就必须在生产成本、资金约束和国内出口成本上三管齐下,促进产能过剩企业的出口自我选择。
简介:本文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劳动报酬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关系,进一步在Melitz-Polance分解的基础上,探讨提高员工劳动报酬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间接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提高劳动报酬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有着重要影响。平均而言,员工超额劳动报酬每提升1%,则出口产品质量将提升0.341%-0.474%。第二,提高劳动报酬的重点在于非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员工超额劳动报酬的提升未能有效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第三,提高员工劳动报酬可以通过影响企业自身成长和资源配置效率改善间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本文的结论为理解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如何合理提高员工劳动报酬找到另一条识别路径——通过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惠及一个国家。
简介:近年来,关于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的研究逐渐成为研究中国企业贸易行为的前沿问题,且所得结论不完全一致,存在较多争议。本文试图再次对这一问题进行更为全面、深入地研究。从对比不同贸易状态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累积分布曲线和线性实证模型两方面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从线性模型看,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不存在“生产率悖论”;从累积分布曲线看,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之间生产率的差异是动态变化的,且受企业规模、外部融资约束度、企业年龄和企业所有权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同时,还从实证中发现,企业生产率与出口规模之间存在显著且稳健的正相关关系。因此,中国制造业企业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的问题,不应一概而论。
简介:本文主要研究了中国大陆及其他东亚、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的出口专业化模式。长期以来,关于亚洲出口增长的源泉一直存在争论。其中,一支文献强调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它们认为这类改革使亚洲国家在制造业中的潜在比较优势得以显现;另一支文献则将亚洲的成功归因于政府干预。首先,本文将中国大陆比较优势的演化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对比;随后,分析了东亚、东南亚国家行业比较优势和资本积累的短期关系。本文发现,国家层面的资本积累和特定行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存在很强的关联,两者的关系近似于"倒U形"。中国大陆趋向于在一个比其他经济体的人均资本都低的水平上达到比较优势的顶峰。最后,笔者讨论了本文的发现对于解释有关"亚洲制造业出口,
简介:基于总出口价值分解模型,解读各价值模块的经济含义,并从静态结构、动态变化角度,分析代表性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特征、嵌入GVC的方式及变化。发现以美、日、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依靠知识科技竞争力优势嵌入GVC上游环节,但金融危机后,随着美国RDV比重逐渐下降和美、德NEI缓慢上升,意味着发达国家嵌入GVC位置处于下降通道;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以劳动力成本优势嵌入GVC下游环节,金融危机后中国VAX比重和NEI逐年下滑,但RDV比重小幅上升,说明中国正逐渐实现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发展动力上正由外需拉动转向内需替代。进一步地,通过比较双边总贸易和增加值贸易进出口差额,分析了五国参与全球出口贸易特征,构画了五国线性全球价值链模型。
简介:这几年,零售业在郭戈平会长协会的领导下,在超市周刊这样的行业媒体推动下,各企业在创新发展方面做得非常好,很多企业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不少企业走在我们前面。
简介:现有文献关于企业家创新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影响研究存在多种理论观点,但大部分都只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而未得到实证检验。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数据,从企业家创新行为、企业家模仿和寻租行为、企业家创新精神等三个维度实证研究了企业家创新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家创新行为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与企业家技术创新行为相比,企业家质量创新行为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推动作用更大。与之相反,企业家模仿和寻租行为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则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而企业家创新精神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则存在较为显著的促进效应。为此,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应减少政府对企业家过度的"父爱主义"关怀,通过释放人力资本潜能进而实现企业发展;应构建有利于企业创新的员工参与企业治理制度;并形成有利于企业家创新的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