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目前,国家森林城市已成为一个反映城市生态环境状况及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特质的品牌。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始于2004年,秉持＂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的理念,把改善生态面貌和人居条件作为森林城市创建的首要任务,主要目的是扩大城市森林绿地面积,拓展城市绿色空间,增加居民的生态福利。森林城市创建中,也把城市湿地保护、生态治理、防沙治沙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等作为重要内容,以推进城市中不同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

简介：又到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了。挑大学、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的头等心事。选择一所大学，不只是选择今后的四年将在哪里生活，

简介：以2011-2015年沪深两市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变量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政治关联、高管薪酬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对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起显著的促进作用;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比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高;高管政治关联显著增强高管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正向影响;在高管政治关联的企业中,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高;在政府监管较强的地区,政治关联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高。

简介：大城市较高人均产出的原因除了集聚效应,还源于高技能转移人口选择资源集中的大城市。随着市场规模增大,竞争选择加剧,仅有较高效率企业（人才）能保留下来,结果这类城市平均生产率更高,并进一步影响集聚经济。本文尝试以双边市场思想探讨新型城镇化大转型背景下转移人口与城市匹配问题,在运用新结构计量方法克服选择、集聚与城市生产率三者间内生性问题后,由中国24座城市微观劳动力市场匹配数据发现,目前大城市高、低技能两种极端劳动力互补性逐渐增强。随着城市集聚效应与城市成本差距逐渐变小,人口（尤其高技能人才）迁移选择所引起的较小生产率变化很大程度上影响城市规模。

简介：基于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以2007-2015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并非线性的,而是呈倒“U”型关系,即企业绩效随着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增加而先提高后降低。单一的锦标赛理论或行为理论并不能解释这一现象,而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进一步对全样本按产权性质和行业特征分组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和垄断企业,非国有企业和非垄断企业的企业绩效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变化更敏感;而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倒“U”型的关系并不适用于垄断企业,在垄断企业中,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是正相关的关系。

简介：建筑业绿色物流是城市物流的形态之一。文章讨论了发展绿色物流的意义、特征及发展要求，分析了当前我国建筑行业物流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从政府和企业2个层面提出建议：政府主导实施监管，完善激励机制；企业树立绿色环保形象，增加建筑业绿色物流的投入、利用“互联网+”升级完善建筑业绿色物流管理技术。

简介：[本刊讯]经过5年坚持不懈努力,具有百年公交历史的上海,近日荣获“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城市”称号.称号背后的一项项达标数据,折射出上海城市交通更便捷、更绿色、更智慧的发展历程.

简介：烟草行业竞争压力的加剧凸显节支降耗对保障企业经济效益的关键作用。成本的源头在于基层各个业务环节。如何实现成本管理的追根溯源,让成本的制造者对成本负责,从而让成本管理落到实处,是文章探讨的中心问题。文章以A卷烟厂为例,介绍通过构建岗位责任成本中心,提高节支降耗能力的具体做法与经验总结。

简介：无论是欧美国家,还是中国,封闭式社区的兴起既符合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也符合人们的需求。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城镇化进程加快和人们需求的不断变化,封闭式社区逐渐变得不合时宜了,最主要的表现就是造成了城市空间的碎片化。依据一般均衡理论可以发现碎片化的城市空间布局,会导致城市空间资源配置低效率。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兴建开放式社区思路便顺理成章地出现了。对于中国而言,由封闭式社区向开放式社区进行转换的过程中,首先要创新社区管理模式,以应对社区性质的变化所导致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转换;其次需要设计出一种较为完善的安全风险规避机制,最大限度地降低各种潜在安全风险发生的可能;第三,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广泛采用＂公共地役权＂做为法律依据,处理现有封闭式社区在拆除围墙后的现有公共设施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变更问题。

简介：近年来,城市化扩张非常迅速,与此同时凸显出生态的破坏、环境的污染、城市交通的拥堵、温室效应的产生等问题,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城市化的实质何在。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及对质量的理解,本文认为城市化质量的内涵是生活质量,并据此构建了包括居民收入和消费、宜居、发展潜力和城乡一体化在内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测评的基础上,发现城市化质量总体不高,而且既存在区域间差距也存在区域内差距,而影响城市化质量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和政府目标函数的因素。对此提出了提升城市化质量和缩小区域差距的对策。

简介：城市群理论上能够通过群内城市之间的市场整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生产效率提升。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这一政府合作机制作为城市群形成的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江苏、浙江和上海131个县市区1993—2010年的数据,运用倍差法检验其是否提高了城市群经济绩效。结果显示,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可以使地区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8.9%,且这种效应呈现出随时间逐渐增强的趋势。进一步,我们发现协调会能够显著降低地区间的市场分割。本文结论在相关的稳健性检验之后都仍然成立。

简介：生态城市群是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复合生态系统,是环境行动主体间高度合作的区域环境共同体。生态城市群建设的目标是优化区域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提高生态系统的服务品质,形成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社会高度统一的城市集合体。生态城市群建设的行动路径是,创新区域环境治理的体制机制,实现城市群环境合作治理,实现政策规划协调衔接、区域环境立法合作和环境监督管理合作;对城市群生态系统协同管理,推进城市群生态功能区建设,优化城市群生态空间结构,坚守城市群生态红线;通过规划生态城市、发展生态经济,多元主体共同推动城市群生态城市建设。

简介：本文以2003年至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292个跨国并购事件为样本,实证分析高管团队并购经验对企业跨国并购频率和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并考察高管团队断裂强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并购经验越丰富,企业跨国并购越频繁,跨国并购绩效越好。高管团队断裂强度对并购经验的作用效果有不同影响,一方面,团队断裂容易引起团队冲突,不利于团队信任、沟通和合作,降低决策效率,从而削弱高管团队并购经验与企业跨国并购频率之间的正向关系;另一方面,团队断裂带来团队信息、技能和认知资源多样性,提高决策效果,从而增强高管团队并购经验与企业跨国并购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本文对于企业构建高效高管团队,提高跨国并购决策效率和决策效果,促进跨国并购行为,提升跨国并购绩效有重要启示。

简介：本文引入建筑日照间距约束视角,基于中国632个县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探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筑日照间距政策引起的人口密度外生变化,并在此基础上估计了建成区人口密度对城市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较高的地理纬度和旨在保证有效日照时间的城市规划政策显著降低了北方城市的人口密度,进而抑制了城市经济增长和人口规模的扩张。这一结果在使用了夜光数据反映城市增长后仍然是高度稳健的。本研究评估了地理因素和规划政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为理解我国城市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南北差异提供了新的视角。

简介：“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葛优在《天下无贼》里的经典台词一语道破这个时代最强烈的资源诉求。

简介：本文在Diamond（2016）模型基础上,引入户籍和土地供给规则等因素,比较了当地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中的高、低学历劳动力的迁移动机差异,探讨中国城市发展背后的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影响中国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因素还是工资水平;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城市的舒适度也是影响他们迁移的重要因素,存在福利洼地。（2）影响房价最重要的因素是迁移人口的增减。（3）高、低学历劳动力之间有互补性,但劳动力市场的回报更偏向于高学历劳动力。

简介：G20杭州峰会的成功举办,极大地促进了杭州城市国际化进程。而城市国际化的迅速推进必然对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社区文明创建和市民素养提升等提出新的要求。杭州城市社区建设必须紧紧围绕杭州城市国际化的战略目标,既要不断巩固发展社区治理创新的地方经验,更要对标世界名城,主动补上社区治理的短板,

简介：在土地利用景观格局视角下,选取俄罗斯大城市圣彼得堡和中国大连市作为案例进行中俄大城市安全环境的比较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大连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视角下的城市安全环境特征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大连市高层建筑居住类型增加了应急疏散难度;二是大连市绿地对居住和工业用地美化隔离作用较低;三是大连市较高的绿地开发强度不利于城市安全环境维护.

简介：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从理论、盈利性、风险性角度总结了综合化经营的特征,根据G20与世界银行的文件以及评估实践总结了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环境的内容。基于矩阵分析法分析了综合化经营对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环境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综合化经营加大了金融产品的复杂程度、加重了商业银行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信息非对称性,商业银行有可能通过金融创新将风险转嫁给金融消费者,对交易公平、信息披露、争端解决、法制保障有负向作用;但综合化经营通过扩大服务对象降低单位成本,使得普惠金融业务有利可图,因此能够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

简介：本文以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的城市最优规模理论为指导,以中国为例估计出人均产出水平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即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产出水平先上升,随后下降。城市偏离最优规模会造成聚集收益的损失,而未达到最优规模的城市经济收益损失要大于超过最优规模的城市（即人口过度聚集）产生的经济收益损失。同时,城市最优规模水平随着产业结构的不同而变化,由于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高于工业,因此工业比重高的城市最优规模水平低于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城市。除此之外,城市最优规模水平还受到市场潜力、技术与知识水平、资本积累等方面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