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因为教授民间文学的关系，我重点关注了四大民间传说在山东流传的情况，前几年曾作过沂源牛郎织女传说调查和微山梁祝传说调查，也写过几篇小文章。这次我到淄河镇去了四天，调查了九个村，了解到淄河这一带孟姜女传说流传的口头文本极富特色。

简介：<正>唐初,居住在洱海周围及祥云、凤仪、永仁、姚安、大姚、永胜一带的“西洱河蛮”,有一套与当地社会道德、风尚、礼仪息息相关的原始习惯规范。原始习惯规范以社会为文化背景表现为具有“社会意志”的风俗习惯,以国家存在为前提,又表现为具有“国家意志”的法律规范。唐初,“西洱河蛮“还处於“各据山川,无大君长,不相役属”的部族社会,没有统一的政权,更没有警察、法庭、监狱等强制性的机构来认可习惯规范。故“西洱河蛮”的原始习惯规范还不可能真正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法律规范,还处於一种从道德规范向法律规范过渡过程中,靠“礼”和纯朴的民约乡规来体现的阶段,此阶段最为明显的表征就是

简介：作为齐文化发祥地的淄博不仅承载了两千余年的齐文化的深厚底蕴，也是孟姜女故事的重要传承地，至今仍保存着大量与孟姜女故事相关的民间风物，本地的故事文本呈现出较强的现实性特征。

简介：路易·杜蒙(LouisDumont,1911-1998)是战后法国人类学界的代表人物,马塞尔·莫斯最有成就的弟子之一.杜蒙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上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在理论上,他修正并深化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使结构主义从语言学的仆人回归到民族志的事实,从而复兴了社会学年鉴派的基本主张.在方法上,他结合了田野民族志和意识形态研究,落实了莫斯提出的"总体社会事实"原则.他成功地把社会人类学和印度学结合在一起,使两个学科不再维持它们本不应有的隔阂,也使印度学成为东方学中第一个被人类学突破的学科.杜蒙一生最重要的学术贡献,首推他对印度种姓制的研究,主要成果集中体现他在1966年出版的(HomoHierarchicus)一书中.

简介：孟姜女传说的“在地化”研究虽然在研究范式和材料方面为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目前的一些“在地化”研究成果多把孟姜女传说置于宏观的中华民族文化与社会背景之中进行分析，极少涉及孟姜女传说文本的微观区域语境，这样就很难注意到传说与民间生活的相互依存关系，也就很难将传说的内在特征与作为语境的乡土社会做结构性的互文阐释。基于此，本文将以在山东省淄博市淄河镇8村搜集到的22则孟姜女传说文本为例，尝试着将其置于当地村落语境中，从当地村民生活出发予以解读，进而在此基础上探讨乡民对于自身文化文本的理解方式。

简介：1983年明5日上午10时149分，中国民航296号班机从沈阳东塔机场起飞前往上海。当飞机飞临渤海湾时，以卓长仁、安卫建、姜洪军为首的6人突然持枪冲到驾驶舱门口，用枪猛射驾驶舱门锁，踢开舱门后持枪闯入驾驶舱对机组人员射击，当即将报务员和领航员打成重伤。紧接着，武装暴徒又用手枪逼迫机长和领航员立即改变航向，向当时没有与中国建交的韩国飞去。

简介：一、桥头村基本情况桥头村位于江西省中西部地区，与湖南的茶陵交界，隶属吉安市永新县才丰乡管辖。村庄离永新县城大概有七八里路程。村后有连绵的丘陵，丘陵后面紧接着与井冈山原始森林相毗连，森林资源丰富。村前是一块直径三华里左右的盆地，盆地四面环山，只有一条涧水从东面弯弯曲曲地流出去，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才沿着涧水修了一条沙子路通向外面。村西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中型规模水库——洞口水库，

简介：对于“考古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每个专业的考古学家都会从理论到实践给出一套套系统的说法，并竭尽其能地论证考古学的在诸多重大学术问题上独一无二的价值。但是，考古学家在干什么?他们发现了什么?想什么?如何考古?这些大众心灵永久的渴望，却似乎总是被浓重的神秘所笼罩。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欣喜地发现了一本难得的考古“闲书”，香港中华书局2003年2月出版的《三峡考古记胜》(一下简称《记胜》)，该书是复旦大学高蒙河教授和他的硕士研究生黄颖的最新合著。

简介：据清·乾隆《博山县劫载：“长城自峨岭之脊，东逾秋谷，接荆山，迤逦岳阳以东，逾淄水……”刘向在《说苑·列女传》中有载，孟姜女哭夫而“城为之崩”，后“赴淄水而死”。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淄河与齐长城恰在城子村一带交汇，由此推测，本地流传的孟姜女传说大约与这一地理特征有关。

简介：本文通过对陆河县群众文化活动的基本现状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策略。主要存在的问题有投入不足、机构不健全、专业人才奇缺、创新能力不强等。主要的对策有深化认识、加强领导、加大投入、重视文化队伍建设、创新宣传形式、大力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和深度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等。

简介：明清两朝,由于漕运成为关系国家命脉的大事,运河两岸的庙宇建造往往都带有国家与地方共同作用的色彩。除了民间团体不断依托漕工与商贾建构新的神灵之外,皇权对水利的关注也使得他们参与到地方祭祀空间的改造中来。而民间社会也会根据他们的需求对皇权的介入加以利用,体现了当地独有的生态、水利、皇权、官僚体系与民间社会的多元互动关系。运河沿线庙宇皇家化与地方化的过程在苏北皂河镇安澜龙王庙身上有很好的体现,据此可以进一步解读出皇权将地方神庙皇家化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以及民间将皇家庙宇加以地方化的策略与文化逻辑,这两者背后都与治水的实践和对治水的想象存在内在关联。